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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裘洛的眼中，小菊毫无疑问是缺乏教养的另一类人：“小菊初来的时候，她简直有些受不了。是一种草的味道，是干硬的粮食的味道，是因为吃得不好，缺乏油水散发出的穷困的味道。”虽然，小菊后来在城里待久了，这些味道没有了，甚至在裘洛这里“学会做匹萨，芝士蛋糕和曲奇饼干，也懂得如何烧咖啡，开红酒”。但这些并不能改变她的身份属性，“裘洛不知道，这些花俏的技能，是否有一天，小菊真的能够派上用场”。在裘洛眼中，小菊始终不过是一个爱占小便宜、做事偷懒的乡下姑娘而已。裘洛不可能有变成小菊这种主体的欲望。但吊诡的是，在裘洛离家出走之后，却正是这个她看不起的小菊代替了她成为空房间的主人。小菊成为了裘洛的替代者。她不仅帮助裘洛打扫房间，喂养小猫，更重要的是，她成了井宇倾诉的对象，井宇的每一封信现在都必须通过小菊的阅读而获得意义。意义通过一个替代的“主体”得到了释放。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菊难道不正在慢慢变成裘洛吗？更重要的是，在裘洛的叙述让位给小菊的叙述之后，小菊的形象明显变得丰富和开阔起来，她生机勃勃，周旋在丈夫和中介人之间，在不同的空间之中挪移，并在阅读井宇的来信中开始思考婚姻、自由、爱情等小资产阶级才可能纠缠的问题。通过小菊，裘洛获得了“在场感”，她离开不过是为了让另外一个主体粉墨登场，主体的置换在这里似乎获得了可能。 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裘洛发现了生活的虚无之后，她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依靠个人奋斗成为一个更中产、更虚荣的主体，一个是离家出走，让另外一个主体来代替她，以此获得“新”的生活。她放弃了前者而选择了后者，但这种置换是否就是一种完美的出路呢？而且谁能够预料到，当小菊成为那个空房间的女人后，她不会面临裘洛同样的困境呢？离开这样一个小小的“家”(暂且不管小菊是否已经成为另外一个裘洛)，是否就能够挣脱资本主义的生产链条，完成个人真正彻底的自由解放呢？ 这里面的“进”和“出”值得探究。对于裘洛来说，她“出去”意味着她离开小资产阶级的情境，对于小菊来说，她“进去”意味着她有可能从一个农民的身份意识慢慢转化为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意识。如果将这种“进出”理解为一种交换的隐喻，我们是不是会得出一个非常悲哀的结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种不停的交换来获得其社会生产关系的复制和增殖。在这个意义上，小菊是无比庞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中的一员。资本主义设置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就是裘洛的家和老霍的家这样的社会空间，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生活在这个情境以及作为这个情境的配置情境中。小菊进入裘洛的家也许不仅仅是充当一个“替换者”的角色，同时她也是一个“象征”的角色，也就是说，一旦某个主体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这个情境，小菊作为一个象征物就被召唤进来行使其功能。 同为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们和裘洛、井宇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我们用何种方式来处理个人与日益“规定化”生活情境之间的关系？选择逃离——而不是更具有冲突感的反抗、抗争——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更无害的方式来有限度地调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方式的选择，大概也就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软弱”吧。张悦然由此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有症候性的命题，那就是，在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之时，任何个体的解放都可能是有限度的，它不得不借助于历史的偶然性。这正是今天小资产阶级面对的历史困境，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似乎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我们只好借助一种浅薄的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来予以“抵抗”，这种抵抗的假面，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托辞和借口，以此逃避对于自我更新和再造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对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克服孤独、翻转小资产阶级情境的“崭新生活”？这种“崭新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可以与我们身处的摇摇欲坠的历史与社会关联起来吗？由此我们可以开辟新的历史现场和想象空间吗？ 这是张悦然小说中沉默的部分，这种沉默需要更多的写作来予以激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