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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近》中，中年男作家是一个没有外貌、没有性格、没有姓名的符号，而正是这个面目模糊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巨大存在，《好事近》所有的叙事动力都来自这位中年男作家，他像一个旋涡把所有的人物都吸附到他的周围。张悦然虚构这样一个人物或者是出于她的无意识，也或许是刻意而为之，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问题是，这位中年男作家的魅力何在？他如何能同时吸引蒋澄和杨皎皎(实际也就是另一个“我”)。男人＋中年＋作家，这一人物符号的重心应该落在何处？杨皎皎、蒋澄和“我”，都是在“阅读”之中爱上这个中年男作家的，“作家”的意义在此被凸显和建构出来，“写作”和“阅读”成为一种“疗愈”的方式，通过“写作”，这个中年男作家发泄了“被压抑太深的欲望”，“把忧郁传染给别人”，而通过“阅读”，杨皎皎、蒋澄还有“我”被卷入一场畸恋之中，她们以为这会帮助她们找到通向世界的“入口”，抵抗孤独并完成自由。 通过写作和阅读可以疗愈孤独吗？张悦然也许对此满怀信心：“于是我终于明白，一个群体的重要。我需要你们，和我一起披着青春上路，茁壮地呼吸，用力博取时间。”这种信心来自于对“共同”书写和阅读的期待，我毫不怀疑张悦然的真诚，但是，《好事近》的书写和阅读证明了这种“疗愈”的难度。田村卡夫卡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满怀信心地上路时，也不会想到会有一个俄狄浦斯式的悲剧在等待他吧，因此，村上春树借大岛之口说：“不是你选择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你……于是这里边产生了无法回避的“IRONY”，企图借助“写作”和“阅读”这种在现代极具孤独感的方式来消除现代的孤独感，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反讽吗？小森阳一在批判《海边的卡夫卡》时指出：“精神创伤决不能用消除记忆的方式去疗治，而是必须对过去的事实与历史的全貌进行充分的语言化，并对这种语言化的记忆展开深入反思，明确其原因所在。”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小森或许是对的，但是，正如《好事近》所隐喻的，如果语言本身已经被“去历史化”和“虚拟化”了，被卷入无尽的“游戏”之中，“疗愈”如何可能？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张悦然或许更愿意尊重故事本身的逻辑，因此，《好事近》的“疗愈”方式最终不是“语言”，而是摧毁性地毁灭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张悦然印证了布洛赫关于小说的可能性的言论：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而“疗愈”，虽然重要，还是把它留给其他的人吧。 对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反思，是这个“成长史”的向外的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