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张悦然的《家》中，裘洛和井宇的“家”具有某种现代的品质。首先，这个“家”是没有婚姻来予以保障的，文中交待裘洛和井宇在一起生活了6年，但是并没有结婚。也许结婚与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即裘洛和井宇的“家”更接近于同居生活而非婚姻生活，他们只是组建了一个简单的共同体并保持有各自的个体性。其次，这个家没有孩子。一个事实是，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必然与生育相关，也就是说必须有父母子女才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家，但我们发现，在裘洛的“家”里，是没有子嗣的，猫代替了子女的角色。 裘洛的这种生活具有某种典型性。在中国的大都市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家”比比皆是。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呼应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性生活模式。萨义德曾指出这种现代生活方式的蔓延所提出的重要挑战：“无子嗣夫妇、孤儿、堕胎，以及不继续繁育的独身男女，以不同寻常的坚忍聚集在这个高度现代主义的世界上，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嫡属性的困难。然而，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还是随着这模式的第一方而直接产生的第二方，即产生不同的构想人类关系的新方式的压力……那么，男人和女人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够创造出相互的社会关系，以替代那些把同一家族成员跨越代际连接起来的纽带呢？” 对于《家》中的女主角来说，她在其潜意识里面其实有这种重构的焦虑。企图通过对自我所处的“虚假生活”进行反思，来获得真实的存在感。这是裘洛在小说的开篇就计划“离家出走”的主要目的。而在这之后，她其实是在试图重新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定位，这里面就必然包括了萨义德所提到的重构人类关系的新方式。也就是说，裘洛对于自己和井宇的这种关系，对于自己和袁媛的这种关系，甚至对于自己和保姆小菊的这种关系都是不满意的，离家出走，也就意味着把自己从这些关系里面解放出来，重新塑造主体，并构建一种更新型、真实、有效的关系。通过“出走”或者说“逃离”来获得新的内在和外在，在这一点上，张悦然的写作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主题联系在了一起，加拿大作家艾丽丝· 门罗有一篇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即名《逃离》，故事讲述一位年轻的已婚女性因为不堪忍受平庸的日常生活而离家出走，却半途而废，重回家庭。门罗的写作是否构成了张悦然的经验，这是另外需要探讨的话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家庭已经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情境，这一情境成为另外一套压迫和束缚的机制，对于它的反抗，因此也呈现出了同构性。 故事的发展出现了意外。第一意外是，井宇也遭遇到了裘洛同样的困境，并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样选择了逃离。这个时候，故事的视角突然发生了变化，从小资产阶级女性裘洛转移到了农村来的小保姆小菊身上。正如我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提到的，小菊的故事乍看有些突兀，在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叙述中突然来一段底层叙述，怎么看都有点疙疙瘩瘩。但这正是这个小说的张力之所在，在第一部分故事里，裘洛作为一个叙述者与作者的声音其实并无二致，他们似乎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在小菊这里，叙述者与作者完全分开了，这么做提供了一个更理性、更有抽离感的视角，只有在这样的叙述视角里面，裘洛的“离家出走”才不致于变成一个感伤的青春故事。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小菊的故事撑开了一个充满惊讶感的叙事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