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兵，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内容提要：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集《本来如此的故事》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简洁流畅如童谣般的语言讲述了不少生动的儿童故事，塑造了许多生动可爱的动物形象。不过，在这部作品童真的表面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个心系大英帝国的吉卜林。这些看似简单的故事实际上传达了吉卜林一贯的青少年教育理念，也在不知不觉中表现了吉卜林的东方主义思想。
    关键词：鲁德亚德·吉卜林/《本来如此的故事》/儿童故事/帝国/东方主义
    

    引言
    
    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集《本来如此的故事》出版于1902年，共收集了12篇短篇小说和12首诗歌。集子里的故事写于1897-1902年间，结集出版前大部分故事都已经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过。学者马莱特(Mallett 2003：74，116-117)指出，这些故事都是吉卜林为其大女儿约瑟芬而写的，其中有些写于吉卜林一家居留美国佛蒙特州期间，有些写于南非，还有些故事则写于约瑟芬病亡后，寄托了吉卜林对亡女的思念。①威尔逊(Wilson 1978：306)也指出“豹子身上的斑点是怎么来的”描绘了非洲的草原和热带雨林，而“象之子”中提到的“河水灰绿、油腻，两岸长满了金鸡纳树的林波波河”，是吉卜林一家于1898年第一次去南非时才见到的。不过，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譬如，著名评论家佩吉(Page 1984：54-55)就认为《本来如此的故事》中的故事写于南非，是读给娥尔曦和约翰姐弟听的。②吉卜林在其自传《我自己的一些事》中对这部作品语焉不详，但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了他们一家在南非过冬时住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巨子罗德提供的农庄上的情形，以及他们如何与农庄周围的各种动物和谐相处(Kipling 1937：161-165)，笔调相当悠闲，与《本来如此的故事》中故事的基调吻合。③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还是吉卜林唯一亲自画插图的作品，在插图的说明中叙述人耐心细致地(向儿童听众)讲解画中以及故事中的内容，明显可以看出一个慈父的形象。但这些文字说明的对象应为有一定理解力的幼童。这也进一步证明这部作品是为约瑟芬而写。
    《本来如此的故事》出版后颇受欢迎，当时就有数篇书评赞扬其清新有趣和可爱的童真色彩(Green 1971：272-274)。20世纪中期的评论家汤姆金丝也以怀念的口吻描述自己儿时阅读这部作品的快乐(Tompkins 1956：55-56)。著名小说家和评论家安格斯·威尔逊(Wilson 1978：296)也称这本书是“第一流的儿童作品”。书中的故事以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和简洁流畅如童谣般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个生动可爱的动物和儿童形象，处处弥漫着爱与温情。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这部作品童真的表面下仍然是那个心系大英帝国的吉卜林。这些看似简单的故事实际上传达了吉卜林一贯的青少年教育理念，也在不知不觉中表现了吉卜林的东方主义思想。
    一、生动的儿童故事
    《本来如此的故事》引人入胜之处，首先在于用充沛的想象力讲述了一个个简单而生动的儿童故事。被鲸鱼吞下去的水手在鲸鱼肚子里狂舞乱蹦，弄得鲸鱼只好让他出来。他又用折叠刀将自己的竹筏切成小块，用吊袜带把它们穿起来，撑在鲸鱼嘴里成为它的喉咙(“鲸鱼的喉咙是怎么来的”)；装满营养的驼峰是对懒惰的骆驼的惩罚(“骆驼背上的包是怎么来的”)；犀牛打皱褶的皮和暴躁脾气是它贪吃和不懂礼貌的结果(“犀牛身上的皮是怎么来的”)；豹子身上的斑点是黑人手指头按出来的(“豹子身上的斑点是怎么来的”)；小象的鼻子是被鳄鱼拉长的(“象之子”)；而袋鼠强壮有力的后腿是被野狗追着蹦出来的(“袋鼠老兄的歌”)；犰狳是刺猬和乌龟为适应环境努力锻炼出来的结果(“犰狳的由来”)。除了天真烂漫的儿童，谁能有这些奇思妙想？难怪威尔逊(Wilson 1978：306)要说这7篇故事是书中的精华。但他(Wilson 1978：307)批评关于字母表的由来的两篇故事有点过于异想天开，笔者不能苟同。在这两篇故事中，吉卜林以其俊逸奇才和丰富的想象力讲述了苔古麦和苔菲父女如何遭遇信息传递的困难，以及创造字母表的故事，生动形象，充满童真又丝丝入扣，合情合理，而且通篇弥漫着父女间的深情，读了让人不禁叹服。笔者以为，1902年《本来如此的故事》刚出版时，《雅典娜神庙》杂志上一篇无名书评的意见更加中肯：“(书中)有些故事，譬如一个穴居人的女儿发明了信件，创造了字母表，以及家猫的独立性，和小象长鼻子的由来等，都极为完美，别的短篇小说作者只能望洋兴叹，叹为观止”(Green 1971：272)。
    书中在讲述生动故事的同时也创造了不少可爱的动物和儿童形象。懒惰的骆驼，暴躁的犀牛，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象，天真可爱又十分懂事的苔菲，都让人难以忘怀。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正因为这些故事都是为作者年仅5岁的女儿而写，在这部书中我们很少看到吉卜林作品中常见的暴力和血腥场景，而是处处洋溢着爱与温情，连那些捕猎的场景也没有以往吉卜林作品中的血腥气。以“豹子身上的斑点是怎么来的”为例。故事中斑马和长颈鹿等动物为了躲避埃塞俄比亚人和豹子的捕猎，改变了自身的颜色。此后不久埃塞俄比亚人和豹子碰巧又遇到了这些动物。书中这样描写豹子抓住已经改变身体颜色的斑马：“(豹子)逮到的猎物闻起来像斑马，摸起来也像斑马。豹子把它扑倒时，它也像斑马那样踢腾，但豹子却看不见它。于是豹子说：‘安静点吧，你这隐身的家伙。我要坐在你的头上直到天亮，因为你身上有些东西我搞不懂””(Kipling 1986：338)。而故事结尾也是典型的童话式的：“于是他们(埃塞俄比亚人和豹子)走开了，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Kipling 1986：343)。这里，我们不再看见吉卜林广受欢迎的早期动物故事集《丛林之书》中的强悍和暴力，而多了一种童真和祥和，也许还有一点点吉卜林作品惯有的恶作剧特征。④其他像鲸鱼吞吃水手、鳄鱼咬小象的鼻子等情节都具有类似的特点。
    也许，《本来如此的故事》中父女情深的场面更能体现故事中的爱与温情。“豹子身上的斑点是怎么来的”中的篇尾诗以儿童的口吻，表示要乘妈妈不在家，和爸爸“让我们融入周围的景色中——就我们两个/让我们……哦，做什么都行，爸爸，只要是你和我”(Kipling 1986：343)。“与大海嬉戏的螃蟹”中这样写道：“但到了傍晚，万物都变得焦躁倦怠起来。这时人过来了(是不是带着他的小女儿？)——是的，他钟爱的小女儿坐在他的肩头”(Kipling 1986：401)。而最能表现父女情深的当数“第一封信是怎么写出来的”和“字母表是怎么来的”两篇故事。这两篇故事描述了小女孩苔菲和爸爸一起打猎玩耍，并由此发明了字母表的情形，充满了童真、想象力和父女间的温情。在第一篇故事中小女孩苔菲从“刚会走路，就跟着爸爸到处跑了”。而当部落里的人发现自己弄错了，一起朝苔菲发火时，我们看到这样的描写：“‘亲爱的苔菲，恐怕我们有点麻烦了。’她爸爸说着，伸出胳膊搂住她，这样她就不害怕了”(Kipling 1986：384)。简单的细节都表现出父女间的深情。故事结尾，叙述人这样告诉我们：“从那天起到现在(我想这都怪苔菲)，很少有小女孩喜欢学习读书写字的。她们大都喜欢画画儿，或者跟爸爸玩儿——就像苔菲那样”(Kipling 1986：385)。第二篇故事则以极为丰富的想象力讲述了苔古麦和苔菲父女在游戏中发明字母表的故事，表现出父女间的默契。篇尾诗将苔菲描绘成一个自由美丽的小精灵，而“苔古麦独自顺着烟走过来/找到了女儿，他的一切”(Kipling 1986：400)。不仅如此，这部书中许多故事的叙述人都是慈父的形象。譬如，书中大多数故事都以慈爱的呼唤“我最亲爱的”(“My Best Beloved”)开篇，而且在故事中反复出现。仅第一篇故事“鲸鱼的喉咙是怎么来的”中就有三处，“犰狳的由来”前四段中就出现了四处“我最亲爱的”。这些呼唤使得故事中洋溢着一股浓浓的亲情，还强化了叙述人的慈爱形象。而不少故事中都不断出现插入语，也提醒我们这个慈爱的叙述人的存在。“鲸鱼的喉咙是怎么来的”中的叙述人不断用插入语提醒“你可一定得记住吊袜带喽，我最亲爱的”，而且在叙述经历翻船事故的水手用脚指头在水中划来划去时还用插入语提醒听故事的小读者/听众：“他得到了妈妈的允许划水，要不然他才不会这么做呢，因为他是个既聪明又勇敢的人，”话里显然有告诫小听众不能随便玩水的意思。而“犀牛身上的皮是怎么来的”中叙述人也告诫小听众火炉潜在的危险：“帕西人住在红海边，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顶帽子、一把刀和一个炉子——你千万不能碰的那种”(Kipling 1986：327)。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些故事亲切而充满温情。
    《本来如此的故事》的语言使用也表现了同样的儿童化语言特征。这些故事中的句子都很简短，词语简单易懂。特别是作为优秀诗人的吉卜林在故事中经常运用英语诗歌中常见的头韵、重复等手法使得故事的叙述具有一种强烈的节奏，富有乐感，极具童谣风味。譬如“鲸鱼的喉咙是怎么来的”是这样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我最亲爱的，大海里有一条鲸鱼。他吃各种各样的鱼。他吃海星，也吃雀鳝；吃螃蟹，也吃比目鱼；吃欧鲽，也吃鲮鱼；吃鳐鱼，也吃其同伴；吃鲭鱼，也吃梭子鱼；还吃扭来扭去滑滑溜溜的海鳝”(Kipling 1986：311)。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儿童语言中的节奏和音韵。⑤另外，吉卜林还常用同样或相似句子的重复使故事的叙述和语言上都形成一定的节奏，既朗朗上口又简洁明了，利于儿童理解。比如在“袋鼠老兄的歌”中，狂傲的袋鼠去见小神、中神和大神时说的都是相似的话：“限你在下午五点前把我变得与所有动物都不同，而且大受欢迎和追求”，这句话以及几位神灵的不同反应形成了故事向前推进的节奏。而在描述野狗受大神之命狂追袋鼠时，作者交替使用“他非跑不可”、“他非追不可”、“他非蹦不可”等句子打断故事的叙述，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袋鼠在野狗的追逐下跑过丛林、高山和沙漠的情景，极为形象又具节奏感，仿佛让人身临其境。
    二、吉卜林的教育理念和东方主义思想
    
    多年以来，评者大都将《本来如此的故事》看成一部纯粹的儿童故事集，很少讨论其中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如果我们仔细探讨就会发现，在《本来如此的故事》童真的表面下，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个为大英帝国的未来忧心忡忡的“帝国号手”。
    众所周知，19世纪末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占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但与此同时，德国、俄国、美国等列强纷纷崛起，开始对外扩张，与法国等英国传统的老对手一起，对大英帝国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而大英帝国内部对待殖民地和殖民扩张问题却有两种不同的态度，相互掣肘。另外，大英帝国各殖民地也出现了离心倾向。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大英帝国潜在的危机。对此吉卜林这位“帝国号手”一直寝食不安。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大典时，吉卜林在英国举国欢腾之际发表“退场赞美诗”，以忧虑的笔调描绘了强敌环伺、前途莫测的危机，对大英帝国的未来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同时呼吁英国人要保持谦卑、简朴的精神，举动合宜，心怀敬畏。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争夺古巴之际，他又发表“白人的负担”，呼吁美国人要像英国人那样承担起“白人的负担”，用勤勉和斯多噶般的自我克制和牺牲精神来管理照料他们治下的子民。吉卜林写《本来如此的故事》时与他写“退场赞美诗”(1897)、“白人的负担”(1898)等诗歌的时间大体相同，也正是他为大英帝国的未来感到忧虑的时候。他开始关注民众，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致力于培养帝国未来的建设人才。⑥他发表于1897年的长篇小说《勇敢的船长们》和1899年的短篇小说集《斯托凯及其同党》都是这种青少年教育小说。《本来如此的故事》虽是为年纪更小的幼童所写，较为单纯，但值此多事之秋，吉卜林心系帝国，还是不自觉地在书中表现了自己的一些教育理念。
    我们知道，具有清教背景的吉卜林一直强调勤勉、谦恭、忠诚、服从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吉卜林曾经说过：“一个人得先吃苦，然后还得学会自己的工作以及那种知识带来的自尊。”(Steward 1962：231)他赞赏一种斯多噶式的隐忍克己与勤奋工作相结合的生活态度。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特别是青少年教育作品中，一直宣扬这种精神。在他看来，必须具备这种精神才能很好地维护大英帝国。《本来如此的故事》中的“骆驼背上的包是怎么来的”一篇就很好地体现了吉卜林的这种工作理念。文中反复强调世界创立之初，有无数的事要做(Kipling 1986：319-322)，强调了工作的重要性。那个懒惰而没有礼貌的骆驼却整天游手好闲，对别人的工作以及规劝都不理不睬。最终它受到了惩罚：背上长出了一个难看的鼓包，而且被命令从此必须勤劳地工作，不能休息。篇尾诗中对此进行了强调，具有明显的说教意图：“小孩、大人也一样，/如果我们不干活想偷懒，/我们也会长个包——/就像骆驼背上的包——乌黑青肿真难看！”(Kipling 1986：32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首篇尾诗也表明吉卜林注重实践，而不太看重书本知识：“要治这坏毛病整天闲坐可不行，/靠在火边读书也难好；/得拿个大铲和锄头，/挖得浑身冒汗病才消”(Kipling 1986：326)而“犀牛身上的皮是怎么来的”、“袋鼠老兄的歌”、“跺脚的蝴蝶”等篇则用形象的儿童故事批评了骄狂无礼的恶习。粗鲁无礼的犀牛、狂妄的袋鼠都因为自己的缺点受到了惩罚。前者因为擅自吃了帕西人的蛋糕而受到报复，在自己光滑的皮上弄出了很多皱褶，而且全身发痒，后者则因为狂妄地命令大神改变自己的形象而被野狗追得到处乱窜。而这篇故事的篇尾诗不仅用谐趣的笔调描述了这一切，同时也借助袋鼠形象的变化宣扬了斯多噶式的勤勉克己精神：“假设你很能跑/从阿德莱德市到太平洋边，/一个下午跑完——/跑的路有那两位先生的一半——/你定会热得难熬，/但你会练出厉害的腿脚，/是的，我性急的小儿，/你会成为出色的小男子汉！”(Kipling 1986：362)“跺脚的蝴蝶”中聪明的国王所罗门也因为自己的狂傲而受到羞辱；“与大海嬉戏的螃蟹”中的魔法师也通过惩罚狂妄的螃蟹传达了谦卑、服从的观念。
    吉卜林在这些故事中传达的教育理念与他在《勇敢的船长们》、《斯托凯及其同党》以及“退场赞美诗”和“白人的负担”等作品中所宣扬的东西一脉相承，都强调谦恭、克己、勤勉、服从，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优秀的大英帝国未来的建设人才。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大英帝国前途的关注。
    不仅如此，《本来如此的故事》在生动可爱的儿童故事外表下也包含有东方主义思想。这部作品尽管目标读者是幼童，但写于南非乃至整个欧洲时局风云变幻的时候。一直心系大英帝国的吉卜林在自己的作品中还是不自觉地暴露出殖民主义的心态。⑦这在“跺脚的蝴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故事中聪明而睿智的国王所罗门(在这个故事中叫做撒雷曼·宾·达伍德)除了聪明的来自“西巴和萨比王国和南方金河的”皇后巴尔奇斯外，还有九百九十九个来自“埃及、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嫔妃。她们终日争吵不休。所罗门很烦恼，但又不忍惩罚她们。后来皇后巴尔奇斯看到一对蝴蝶夫妻在吵架，于是趁机劝说所罗门施法力帮助公蝴蝶教训母蝴蝶，实际上也就顺便教训一下那些妃嫔们。所罗门稍微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力量：他命令精灵施法力搬走宫殿，于是一声霹雳中一切都不见了，天地间到处一片漆黑，景象十分可怕。这些嫔妃们顿时惊慌失措：“这时传来一阵可怕的声音，原来是那九百九十九个嫔妃一起冲出了宫殿。她们又是喊，又是叫，招呼着孩子，乱成一团”(Kipling 1986：437)。
    在对这些来自东方的嫔妃们的负面描写中，我们看到了典型的东方主义态度。在殖民主义文学作品中东方往往被女性化，这篇故事中来自东方的嫔妃正是这种态度的象征性表现。而故事中对她们的描写也体现了典型的殖民主义作品中对东方人的认识：东方人是低等民族，粗俗无知，没有秩序，只会无理吵闹。但同时他们也愚蠢怯懦，很容易被制服：所罗门略施法力就让她们惊慌失措。一句话，她们就像吉卜林在“白人的负担”诗中所说的那样：“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童”。而所罗门则与吉卜林前期作品中的理想殖民者一样表现了优秀的品质：他宽宏大量，宅心仁厚，尽管自己法力无边，却宁可自己忍受嫔妃们的吵闹也不忍心去责罚她们。⑧应该说，这个故事与那个时期流行的历险小说等文学作品一样，都表现了一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由于故事本身的生动可爱以及目标读者的单纯，这种故事可能会有更加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与大海嬉戏的螃蟹”中对人的描述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故事中魔法师对不愿划船回家的渔民说：“你很懒……你的子孙一定也懒，他们会是世界上最懒的人。他们应该叫做‘马来西人’——懒人”(Kipling 1986：412)。在这里，“马来西人”(Malazy)是对“马来西亚”(Malaysia)的模仿，特别是文中叙述渔民的小船经新加坡、马六甲海峡、西朗格(马来西亚一州名)进了拍拉克(马来西亚一地名)河口，这种指代更是非常明显。而文中潜在的殖民主义态度也就昭然若揭了。⑨
    结语
    
    《本来如此的故事》是吉卜林为5岁的女儿和其他幼童所写的儿童故事集，纯净、生动，充满童趣和想象力。但即便在这些故事童真的表面下我们依然可以清楚地发现吉卜林无意中所表现出的殖民主义心态和他为了维护大英帝国所提出的教育理念。这再次证明了著名学者萨义德在其名著《东方学》里提出的观点：没有纯粹的知识。知识的产生总是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萨义德2000：12-15)。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和欣赏西方文学作品的时候就不应当对西方的评者亦步亦趋，而要拉开距离，采取不同的视角，这样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也许这样的态度才是鲁迅先生赞许的那种“拿来主义”的态度。

    注释：
    
    ①约瑟芬金发碧眼，伶俐可爱，深得吉卜林喜爱，可惜在1899年初吉卜林一家去美国时病亡，时年只有6岁，让吉卜林伤心不已。本书中不少故事明显表达了作者对女儿浓浓的爱意。譬如，马莱特指出，约瑟芬的昵称是“艾菲”，就是“字母表是怎么来的”两篇故事中的小女孩苔菲。此外，小说集的前三篇故事都发表于1897年，其中第一篇故事“鲸鱼的喉咙是怎么来的”发表时约瑟芬刚刚5岁，而“字母表是怎么来的”一篇中提到苔古麦和苔菲父女花了整整5年时间做了一条奇妙的包括所有字母的项链——当时约瑟芬正好是5岁，而吉卜林将这些故事结成一个集子前后也花了5年。参见Phillip Mallett. Rudyard Kipling：A Literary Lif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116。
    ②综合各家说法，此说可能有误。吉卜林一家1898年初次到南非时，二女儿娥尔曦才2岁，儿子约翰才半岁，只有5岁多的大女儿约瑟芬才是合适的听众。因此本文采用学者马莱特的看法。
    ③吉卜林在自传《我自己的一些事》中对这部作品着墨甚少，很可能像他在自传中不提儿子约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失踪一样，是以一种斯多噶般的克己工夫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忧伤——这本书为其钟爱的大女儿约瑟芬而写，但约瑟芬于1899年初在吉卜林一家赴美时病亡，让吉卜林伤心不已。连其唯一幸存的孩子娥尔曦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其父母的隐忍态度时也说：“我的父母默默地勇敢承受了他们生活中的两大痛苦(指她姐姐约瑟芬和弟弟约翰之死)，不过也许是太沉默了，对他们没什么好处。”参见Harold Bloom，ed.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7，p.104。
    ④吉卜林的作品中常有恶作剧的场景，本书也不例外。譬如，“犀牛身上的皮是怎么来的”中受到犀牛欺负的帕西人将干硬的蛋糕屑和烤焦的葡萄干揉进犀牛的皮里；“象之子”中的小象谦恭有礼，但因充满好奇心老是被家人痛打。小象意外得到灵活自如的长鼻子后也将以前打他的家人痛打一顿；“第一封信是怎么写出来的”中替苔菲送信的陌生人受到误解，结果被部落里的妇女将泥巴涂了一身，被整得够呛。这些情节都表现了孩子式的淘气，具有浓厚的吉卜林式恶作剧色彩。
    ⑤汉译文无法传达原文因头韵、尾韵等诗歌手法的使用所形成的强烈童谣音韵和节奏。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简洁和童趣。
    ⑥维多利亚社会比较重视青少年教育。很多作家都写了青少年教育作品。譬如，与吉卜林同时的名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其广为传颂的诗集《孩子的诗园》中也传达了不少教育理念，如其中的第二首“一个思想”教导孩子宗教虔诚，第五首“孩子的全部责任”教导孩子诚实、有礼，第19首“制度”、第20首“好孩子”教导孩子虔诚、清洁、懂礼貌，第27首诗歌“好孩子和坏孩子”则要求孩子们端庄、简朴、诚实、快乐、健康。参见Robert Louis Stevenson.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Penguin Books，1994，pp. 42-43。
    ⑦1899-1902年间英国和南非的荷兰人后裔布尔人之间爆发了著名的布尔战争，结果英国人战胜，将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标志着大英帝国达到了强盛的巅峰。但英国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已渐露衰象。吉卜林在自传《我自己的一些事》中谈到自己的南非经历时，一面悠闲地叙述一家人在南非农庄上的惬意生活，一面也记述了当时南非的时局和人物，包括自己为南非的英军军报撰稿，为前线的英军士兵募捐等，同时还不忘诋毁与英国为敌的布尔人，将他们描写成懒惰、贪婪、忘恩负义的无赖。参见Rudyard Kipling. Something of Myself.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7，pp. 141-168。
    ⑧顺便说一下，这个故事也表现了吉卜林比较传统的女性观。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人那样，他欣赏巴尔奇斯那样的“家庭里的天使”，贬斥母蝴蝶和那些嫔妃那种女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女权主义运动日渐高涨，但吉卜林反对女权主义运动，也反对给女子以选举权。他甚至反对女子参加工作，认为独立工作的女子丧失了魅力。参见David Gilmour. The Long Recessional：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John Murray(Publishers)Ltd.，2002，pp. 227-228.
    ⑨《本来如此的故事》中的许多故事都以一种简单有趣的方式传达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我们知道，19世纪末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被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等人引入到社会政治领域，发展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受到曲解，变成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成为西方殖民扩张和掠夺的理论依据。有了这个社会语境，是否可以认为《本来如此的故事》中的这些进化论故事是作者的殖民主义心态的一种曲折的表达？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loom, Harold, ed. Rudyard Kipling.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2]Gilmour, David. The Long Recessional: 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John Murray(Publishers)Ltd., 2002.
    [3]Green, Roger Lancelyn. Rudyard Kipling: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71.
    [4]——. The Jungle Books and Just So Stories. London &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6.
    [5]Kipling, Rudyard. Something of Myself.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7.
    [6]Mallett, Phillip. Rudyard Kipling: A Literary Lif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7]Page, Norman. A Kipling Compan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84.
    [8]Stevenson, Robert Louis.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Penguin Books, 1994.
    [9]Steward, J. I. M. Eight Modern Wri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0]Tompkins, J. M. S. The Art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9.
    [11]Wilson, Angus. The Strange Ride of Rudyard Kipling. London & New York: Granada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12]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