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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儿童文学具有主体间性之内在属性。因以“童年”作为审美发生的艺术视角与艺术表现对象，儿童文学产生了有别于成人文学的主体间性品格。本文从“童年原生性的间性趋向”、“儿童文学活动就是与童年对话的过程”以及“经典儿童文学的主体间性意识”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理论假设。在主体间性作为新近出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前沿学术问题的背景下，本文将其引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彰显其方法论意义，以期对儿童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童年/对话/主体间性/儿童文学 作者简介：李利芳，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主体间性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基于现代哲学家对生存本身的新的理解而产生。其直接生成背景是西方主体性思想所遭遇的难题之一——对“他我”的确认问题。现象学家胡塞尔基于对其学说“唯我论”困境的摆脱，最早提出并讨论了主体间性的问题。之后，海德格尔从“交谈”的范畴，伽达默尔从解释学的“视域交融”、罗蒂从对话对于“陈腐的自我”的解放、拉康从自我概念的形成过程，布伯从“相遇哲学”，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等，各自丰富并发展了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各家学说虽有很大出入，但共同的理论旨趣都在于从思想上突破了单一主体的局限，将目光转向主体间的关系范畴，在间性中追寻存在本身。不在对立而在对话的关系中寻求人类解放的主体间性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状态。过程体现于主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承认、相互沟通，从而相互影响的建构性行为之中，它暗示了人类在绵延不绝的生活世界中追求理想存在的主体努力；而状态则贯穿于时空性的过程进行之内，却又脱离过程的轨道，以相通的心灵与心灵之间达成的体验存在于超时空的现在进行时的永恒境域之中。因此，主体间性既实现于由主体性趋向于主体间性的实践行动与努力，又存活于主体间心灵世界、意识范畴内的感应与体验。主体间性哲学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思维范式由本质论、认识论的二元对立向生存论、实践论的间性统一的深刻转变。扬弃“自我”而转向“他人”，已成为今天西方的“第一哲学的话题”。在国内文学领域，近年来已出现文章在一般的文艺学视角上谈主体间性的方法论变革问题，但具体到儿童文学这一文学种类中的特殊门类，国内还没有见到引进主体间性的方法论意识的研究文章。本文认为，儿童文学具有主体间性之内在属性。因以“童年”作为审美发生的艺术视角与艺术表现对象，儿童文学呈现出与成人文学相异的主体间性形态。从学理上廓清这一理论假设是主体间性研究方法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前提。 （一）逻辑起点——童年原生性的间性趋向 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儿童文学符合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四要素构成的文学活动的一般特性。但是，儿童文学因为关注的视角与表现的审美对象领域与成人文学不同而又呈现出一些特别的艺术价值质素。这主要体现为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世界—童年”为审美发生的最终根源与归属的。揭示这一审美对象域的“原生性”间性趋向是确认儿童文学主体间性属性的学理起步。 对人类童年期天然的间性趋向的发现，开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向主体间性的大门。新近的有关个体早期发展的研究文章指出：建立情感连通性或主体间性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婴儿一出生时就是活跃的，甚至连接到他还在胚胎生命时。最初的间性关系主要在婴儿和他的照看者之间发生。这种发生是自然的。它直接来自婴儿创造并保持一种情绪上的安全感的内在需要，而并不必然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知识的后天行为。从研究现状得出的假定甚至认为：如果婴幼儿没有和世界的情感上的沟通，没有努力去感知和“学习”他人，就是一种高度的非自然的和病理的状态[1]。如果把这一研究与生活中我们的实践感知对照，就会得到更有力的证明。婴儿（甚至新生儿）都是积极地、本能地亲近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真正用心去品味孩子的目光，就会惊奇地发现他们“馈赠”回来的真诚，而且是长时间的。这种亲近、无声的交流不附着任何文化的偏见，几乎在一刹那间就完成了。如果说有什么条件的话，那所需的就是一颗尊重儿童主体生命的心灵。而这恰恰正是阻碍成人进入童年生命世界的一道鸿沟。因为，在后天文明、理性的屏障中，我们本能的间性姿态似乎是一点点泯灭了。我们太习惯于以对立的思维模式将“我”之外的树立为“他者”，习惯于在支配、控制等欲念中彰显自我，而不可能在关系的模式中与他人共存。皮亚杰的研究指出了儿童的自我中心、我向思维趋向。对这一理论的偏执理解会误导我们形成儿童是自私的、自我中心的、排他的等错误的印象。实际上，当儿童在“自我中心”地与他人言谈、交往时，他一方面固然只是在对自己说话，不按照他的听者的观点说话，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看似“独白”的“自我中心”诉求的却是更为深层的间性意识。儿童自然地以任何偶然出现在他身边的人作为言谈对象，如果没有现实中的人，他也在幻想中和他的听众说话并相信那人在听且能听懂。这种自然的诉求并不要求产生什么后果，即儿童并不想影响他的听者。这表明儿童天然地趋向于他人且不去“伤及”他人。在童年期儿童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理性机制，他不可能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去分辨、判断他人，并以此支配、控制他人与世界。儿童的方式是不符成人的“常理”的，但我们不能说儿童就是自我中心的。没有理性机制的束缚，儿童生命与世界的接触更是无私利的、发自内心的，儿童表现的生命情态更是真诚的，健康的。可以说，儿童是自在地把世界当作权力主体来对待的。他丝毫没有任何贬损、践踏别一主体的意图。而这应该是主体间性理念追求的理想状态。 在自然界中，人类这一特别的种群在进化的历程中，确实获得了许多为别种生物不具备的生命特性。这些特性以“原型”的样态存在于每一个体的“身体”中，然后在其发生、发展史上表现出来。属“人”的这一类显然在基本特征上具有着构成上的“同一性”。新生婴儿不论诞生在什么国度、哪一文化圈内，他与世界主体间性的建立都是自然的、亲近的。在之后孩子与世界的接触中，他在生物发展、认知发展、情感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逐步成长起来，并渐次在身上打上“文化”的烙印。不过，即便文化的影响如此巨大，而实际上，在人的个体成长历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却有着相同的模式，表现在认识世界的方法、关注的范围、情感的建构等方面。这也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主任布洛克教授在近年展开的认知人类学研究中所力图指出的：儿童认识外部世界或许有着天然赋予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和文化相对主义者们主张的“儿童是被动接受文化特质的主体”是对立的。布洛克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可能确实存在普遍的共同性，而文化之间的差异或许并非人类学应该专注的惟一问题[2]。 相比已经被经济、政治、宗教、哲学等文化层面的东西意识形态化了的成人，人类在童年生命期更具普遍性而较少差异性。这意味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等不会以差异的形态去阻遏儿童和世界建构主体间性的关系。儿童和世界主体间性的建构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儿童和自然、万物的间性关系、儿童世界内各主体之间的间性关系、儿童和成人世界（社会）的间性关系。应该说，在每一个层次，儿童自身都是积极的、主动的，他们在不受任何意义、价值等理性观的支配下最为自在地呈现着生活世界的原初生动性、丰富性。儿童世界的主体间性是自足的、也是自主的。对前两个层次，主体间性是和谐存在着的。而对后一个层次，却表现出不和谐的因子。而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在于关系的另一方——成人特定的“主体”姿态。在人的世界中，每一个被给定的生命都由负载于理性之上的权力将其划分在某一个类别里。个体因文化“身份”的不同可以被按照各种各样的属性来归类，并烙上相应的“权力”特征。如果按照个体年龄的大小、发展成熟的程度划分的话，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就是此一划分的产物。在这一分类里，成人是权势者，孩子是无权者，他们的关系是权势者对无权者的独白。成人几乎是无意识地、却又决绝地堵塞了与孩子建立主体间性的通道。人类童年生命自足完善的存在姿态被他们从骨子里抛弃了。在成人的生存视域中，生存主体仅指向于成熟的人，孩子也是人，不过是“具体而微”的成人，此外，并不存在异于成人之外的人的“主体”。成人自觉而理性地否定了人类童年生命的原初生动性、自足存在性，也就谈不上这两个世界的间性关系的建立了。 主体间性的研究思路引导我们关注人类童年生命天然的间性趋向，这一趋向是现代主体间性哲学建构的坚强支撑。对它的彰显直接有助于现代人在更高的理性层次上认同其重要的哲学人类学上的价值。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峙的语境中，人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解决现代性危机、实现主体间性的途径，而这些多诉求于社会语言、文化的层面。忽略的恰是在超语言、文化的领域探求、还原人类“原生性”间性存在的可能性。对童年生命的关注，意味着挣脱文化、语言等人类理性维度的制约，意味着去“蔽”，在最原初的平面上彰显人类最鲜活的本色。儿童文学以审美的方式诉求于人类童年生命的存在，它既是这一生命样态的一面镜子，又是照亮人类童真心灵的一盏明灯。无论如何，其最终旨归都在于对这一存在的真谛进行勘探。总之，儿童文学对“间性”的关注意味着把握住了童年生命的根本特性，意味着开辟出成人进入儿童世界的真通道。 （二）儿童文学活动就是与童年对话的过程 新近有研究者在主体间性的方法论思路下将文学揭示为是主体间性的存在方式。文学活动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征服，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间的对话、交往，是对自我与他人的认同，因而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对生存意义的体验[3]。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同样具有以对话为基质的文学的主体间性品格。但是，儿童文学因“儿童性”的特征又体现出特别的主体间性内涵。 儿童文学是应儿童个体发生成长的需要由成人提供给儿童的精神食粮。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儿童文学的一部分是由儿童自己发现或者为满足自我创作与阅读欲望而作的。赵侣青与徐迥千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将前者称作是“儿童化的文学”，后者才是“儿童的文学”[4]。但是，由于儿童自身发展程度的局限，构成儿童文学生产主体的还是成人。因此，儿童文学活动就是成人与儿童两个世界的主体共同参与的精神行为。故其间性的对话品性就显得复杂起来。如果我们把文学活动理解为是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对话，那么，儿童文学的自我主体就必须分出两个层面——成人、儿童。他们与世界主体的对话关系如下所示： 成人  世界主体（童年） 儿童与成人文学不同的是，儿童文学的“世界主体”有其所指的限定——“童年”，不过这个语词已具有了意指的双重性，包括客观形态的实体童年，也涵盖了意识形态的观念童年。“与童年对话”属于儿童文学发生学的命题。儿童文学因儿童而存在，是为儿童的，因此也是写儿童的。只有将儿童文学的“世界主体”限定在“童年”这个层次，才可能并可以与儿童的“自我主体”对话。这样，作为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对话对象就是儿童，是儿童生活，童年经验世界。这样说我们很容易就指向了当下，指向现实中存在的实有童年世界。儿童文学作家要贴近这个世界，同情体验这个世界，然后才有文学意味上的个性化的对话结果。进一步要追问的是，作家的这种对话体验如何打通呢？毕竟我们已是成人。自然的逻辑推理是，因为每一个成人都有过童年，“童年”的图式牢牢地刻印在我们的思维结构中。只要我们能做到自觉返观自我童年，努力追寻童年的某种性状、某个形象，重新建构起“自我功能”中属于童年认知的这一部分，就可以时时和现实中具体的童年场景呼应、映合，从而达成成人与儿童“主体间性”关系的形成。这就是儿童文学何以可能存在于成人的精神创造视域中的根本原因。“与童年对话”的过程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两种形态的童年：其一是作家的童年，它是过去时的；其二是当下孩子的童年，它是进行时的。作家的创作游走于这二者之间。当下童年是刺激，自我童年是图式，成人作家以既有的童年图式来同化这个刺激，将其经验内容同化为自己的思想形式。但是，在作家童年认知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皮亚杰认识结构的另一部分，即顺应或称调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童年形态在本质上固然有一致性或曰相似性，如种族童年与个体童年，或不同历史时段上的个体童年，都有作为“童年”实体的基本特性。但是也要注意的是，人类本身处于进化发展中，社会生活、文化形态一直处于动态的历史演变中，本质上作为意识形态的童年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因此童年存在的姿态与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迁。成人作家自我童年图式在面对进行时态的童年新质时，后者必作用于前者而使成人主体的态度与行为与新质的童年适应或者配合。对于作为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应该具备自觉的童年调节意识，这样才能在“自我功能”的基础上形成崭新的童年认同，真正实现“与童年对话”。 在儿童文学领域中提出的“与童年对话”这一极富理论感的现实命题，具有普适意义，可以扩展于整个成人与儿童的世界。我们可以在三个层次上理解这个命题：它暗含了两个世界间问题的存在——这是富于历史特征的；它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诉求于主体之一理念的转变及伴随的实践行动；它对解决结果给予理想预设——这指向对人类主体间性理想的对话状态的描述。 上述分析显示，“与童年对话”这一命题最终落实在第二个层次——即必须诉诸于成年人理念的转变及实践行动的实施。从理念的转变来看，主要涉及到儿童观的问题。 作为历史范畴存在的儿童观的变更是建立两个世界主体间性的根源，也是解决儿童文学对话理念的关键。“在历史上，一直到18世纪中期止，对人在整个一生中的发展过程的基本解释便是‘胎中预成说’（preformationism）。那些科学界的人教导说，男性精子里包含着一个早已预先形成的微型成人，它只需要食物和时间来完成身体和心理特征的实现，而这一切在生物意义上早就完全决定了。”[5]这一学说直到显微镜发明之后才被摒弃了。因此，好几个世纪里，人类秉承这种儿童是“缩小的成人”的成见。婴儿与成人的差别只是“分量”而已。在早期的绘画中出现的儿童形象便是小大人。 从1787年儿童心理学的创始人蒂德曼首先对早期心理、身体、情绪、语言和社会发展等作出详细的描述记录开始[6]，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关儿童的心理发展、智力测验、生物成熟、环境影响等科学的研究才丰富发展了人们对儿童的科学认识。这些研究最重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人们的儿童观，建立了儿童与成人不只是“分量的”，而且是“性质的”区别的科学的儿童观。这不仅体现在生物有机体的结构与特征上，而且同样体现在精神心理现象、道德生活、行为方式等层面。 我国对于儿童的科学研究起步更晚。从20世纪20年代左右起，才陆续出现儿童学、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凌冰著《儿童学概论》（1921），Dr.Miller著《儿童论》（余家菊译，1921），日本关宽之著《儿童学》（朱孟迁、邵人模、范尧深译述，1922），曾作忠编《儿童学》（1926），邵瑞光著《儿童心理学》（1921），艾华编《儿童心理学纲要》（1923），德国高五柏著《儿童心理学》（陈太齐译，1925），陈鹤琴著《儿童心理之研究》（1925）等。这些著作在当时对于树立我国国民崭新的儿童观的启蒙作用是巨大的。我国儿童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学理层面上已树立起了科学的儿童观，并将这些崭新的观念逐步渗透在了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等各个方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特定的传统文化的因袭力量与目前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局限，还尚未在全社会普遍形成关注儿童、尊重儿童、理解儿童、承认儿童、健康发展儿童的良好局面。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人们的儿童观还很落后。即便是在城市发达地区，人们旧有的儿童观还根深蒂固。不去了解孩子身心发展的需要、不尊重孩子自身的精神生活、不维护孩子的尊严、不承认孩子独立存在的价值、不试着走进孩子的心灵世界、不向孩子学习等等这些现象应该是举目皆是。这些话可能会引起众多家长、老师的反感与怨言。因为今天社会之重视孩子的程度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这种重视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新一轮的不健全人格的形成，今天的孩子在拥有他们前辈所没有的优裕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却也在接受着他们前辈所没有的家庭溺爱的败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儿童问题已成为今天社会问题中较严重的一种。 实际上，无论如何评价已有的成人对儿童的态度，都可能指向这样的一个存在于这两个世界的本质问题：即对成人来说，儿童从来就没有处于和成人对等的地位。这一格局就如布伯哲学中的“我—它”范畴。也即成人之于儿童的认识的、利用的关系范畴。在此关系中，成人把儿童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的客观存在，根据自己的需求、态度、观点等认识其并在此基础上为“我”所用。譬如说我们的家长都关注孩子的成长，希望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最终很多家长往往会遭遇尴尬的结局，这一美好的愿望往往因他们的“一厢情愿”而破灭。这是因为在对待孩子的未来时，家长立足的只是自我的感受，投射的只是自我的意愿，很大一部分动因出自于自我在社会上的“面子”、“地位”，以及传统的“光宗耀祖”等观念。所有这一切都顾及到了，惟独忽略的是执行这一未来的当事人的感受、意图，所有的“定向”没有一样是从“他”的心灵中自由滋长出来的。 在主体间性哲学观念的启发下，我们提出儿童观的解放应该由“我—它”关系进入“我—你”关系。据布伯的观点，“我—你”关系是将对方“你”视为另一个“我”的存在，作为工具的他者转变为目的自身，我与你不是在认识、利用的关系范畴中，而是在超越这种关系的“相遇”（meeting）范畴中存在。这种关系中没有对象与客体，只有超越对象性的主体性存在。 实际上，成人之于儿童、童年也是天然亲近的。只不过每每迫于物质生存的压力将这种美好的情愫耗散在了琐碎的现实之中。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成人可能都或多或少地体验过与孩子“相遇”的那种心境。在其中，他会完全忘却一切现世的烦恼、喧嚣、躁动与不安，而整个身心地投入童年情境的体验中。在用孩子的心灵体验万物时，他的眼前豁然开朗，一切都是那么明亮、绚丽，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自然界微笑着向他敞开了所有生命的奥秘。留恋于此，他会感慨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哲理——最有意义的事物是生命的创造，作为万物之灵，能有心灵的能量去关怀这一切，去享受这一切，该是作为人多么幸运的事啊！ 与孩子“相遇”，穿越现实这面阻碍我们视线的魔镜。因为它反射回来的多是利益、权力、金钱、堕落等这些可怕的字眼。到它的背后去，眼前伸展的是另一个清凉的世界。耶稣曾说：“让幼儿们上我面前来，不要阻扰他；因为天国是这样的人的。”而安徒生则说，“我真希望活在童话世界里，能够照着自己的心意，去过一种奇妙的生活。”童年—儿童世界，这是众多经过心灵历练的人渴望归属的处所。 现实中每个个体都持有一套有关“人是什么”的观念。这种人性观最终会在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接触中表现出来。“他人”问题是任何一个人最终都必须落实、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儿童、为儿童和关于儿童是有关“他人”问题的一种。以何种动机、态度、行为去对待，这是“他人”问题提出之后进而深化的另一方面。以主体间性的理念透视，成人必须在与儿童的对话中，在自觉还原进入童年的“奇境”中，才能参透儿童世界的奥妙，也才能彻底从理念上转变对儿童的现实态度，承认儿童属“人”的独立品性。 另外，从完整的人的观点看，“与童年对话”也是饶有趣味的一个话题。发展心理学指出，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历程。童年—少年—青年—成年—老年，我们不能说哪一阶段的生命优于另一阶段，每一阶段都构成真正的生活，阶段之间都不是断裂的，它们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早就指出个体童年经历对于成人期精神生命质量影响的重要性。如果从完整的人的一生来看，与童年对话的“他人”问题实质上属于与“自我”对话的范畴。每一个体在人生发展中，都会经历不同时期的“自我”的认识、情感、思想等经验范畴，每一阶段因为“自我”的发展任务的不同，呈现出的面貌会截然有别。这些不同的经验范畴共同丰富了个体整个的发展历程。在实际生活中，每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人们都能有意无意地去回顾“自我”在之前所走的路程，不断地对比、品味，从而沉浸于“一个人”的世界中。在人生发展的所有阶段中，对童年的反顾又是最特别的，这可能和它作为人的“根性”存在的地位有关。文学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等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述出与童年对话的感受，他们甚至是自觉地在成人的发展阶段上将自己再“还原成”一个具备同情的好奇心、不偏不倚的敏感性和坦率的胸怀的儿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三）存在于“主体间性”意识中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惠特曼有一首这样表现孩子的诗歌：“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他只要观看某一个东西，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在当天或当天某个时候那个对象就成为他的一部分/或者继续许多年或一个个世纪连绵不已。”[7]诗歌在后面写到了“早开的丁香、青草、红的白的牵牛花、三月的羔羊、母马小驹、鸟雏、鱼、田地里的幼苗、醉老汉、小姑娘、赤脚的黑人娃娃、父亲、母亲……”等一系列存在于孩子身边，而为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世间万物都可以成为孩子生命的一部分，甚至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天然自在的童年间性姿态在惠特曼细腻的诗歌语言中缓缓地被描述出来。惠特曼的写作可能不是基于儿童文学的目的，但是它对于童年生命状态的表现却是精当的、经典的。 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魅力也在于此。即它能以人类童年的视角透视平淡、乏味、沉沦、虚假的现实世界，替之以新鲜、热情、执著、真诚的另一个新的天地。在那里，正如惠特曼笔下的孩子，人类正在走，并将永远天天向前去。在人类的现世存在中，经典儿童文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我们揭示着理想性的东西。这些理想来自于弱势群体的声音，他们永不停止地诉诸于希望、乐观、美、善良、和谐、快乐……这些与人类的主体间性密切相关的字眼。在对理想间性存在的肯定中，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无疑具有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性质。没有丝毫伪饰，它的批判是真诚的、正义的，常常是震撼心灵的。它直接诉诸绝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以普适性的审美体验在那个想象的、充满可能性的梦幻世界中捕捉着真理性的细节。也许这就是这些作品可以跨越千万年的历史时空、跨越文化的阻隔而永久栖居于人类心灵之中的终极原因。 主体间性务求解决的是“他人”问题。经典儿童文学在关注存在于对立世界中的权势对弱势群体的独白这一问题时，它始终保持的是永不妥协的批判姿态。让我们先从那些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说起。在《促织》、《卖火柴的小女孩》、《万卡》等作品中，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样的阅读经验？对其震撼人心的对于人类“在世”丑恶的揭露，我们竟不知从何说起。儿童天然秉持有一颗同情心，他会“情不自禁”地走进弱者的世界，去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在满足、发展、培养人类伟大的同情心方面，儿童文学具有着天然的优势。在人类还距离最终的解放遥远之时，儿童的世界不会呈现为自由自在的一片光明。这里同样有贫穷、饥饿、战争、征服、抛弃、寂寞、孤独、死亡等人类不愿意面对的阴暗。儿童文学在间性意识的观照中，具有着以弱势的立场去摒弃丑恶、呼唤解放美景的内在动力。因此，对儿童“在世”场景的真实描述与对“童真”世界的真实描述一样，构成了儿童文学间性结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前者落实的是具体的现实问题，后者肯定“原生性”的人类自由状态，并以审美的形式掘进人类未来主体间性实现的潜能。 生命意识——包括对生命的发现、探究、理解、肯定、尊重、关注与呵护等是经典儿童文学“文学性”必备的审美质素。也是其为经典的根本原因。这固然也是成人文学主要的审美表现领域。但是因为审美观照的视角不同，文本阐释的内涵也就多有区别。经典儿童文学对于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述是强烈地渗透了主体间性理念的。不过基于同样的童年视角而进入的间性领域产生的却是多样的审美形态。 安徒生《海的女儿》引入了“爱情”——人类对尘世幸福生活渴望的归属之一。爱情是“间性”范畴中重要的一种。爱情的观念要求个体克服单子式的孤独状态，意味着在真正的两人世界的相互联合中实现超越性的精神价值。真正的爱情是无条件、非现实性的，它摒弃个体在社会秩序中被给定的偶然境遇而完成于人类美丽灵魂的深处。爱情是个体在光荣的荆棘路上肉体与灵魂经受拷问的历程，最终存在于有形生命的终结处。安徒生在对“爱”的诠释中回答了对他人、为他人和关于他人的问题。 比之安徒生精致的古典爱情，圣·埃克絮佩里则在荒芜的现代人的精神沙漠上构建着另一种爱的神话。安徒生在涌荡的大海中实践了爱的诺言，圣·埃克絮佩里则在浩邈的宇宙空间里踏寻着爱的真谛。“自我”性是在世的任一个体都不会轻言放弃的追求，小王子在孤独的小星球上、在一日四十三次日落的观赏情景中尽心品味了克尔凯郭尔“单独者”的人生体验。然而，所有无法排遣的个体性的忧郁、苦闷最终诉诸的还是“他人”范畴。正如黑格尔所言，“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小王子与圣·埃克絮佩里，两颗童真的心灵在游历了人世间贪婪、虚荣、占有等六种平面的、物质的人的存在状态后，终于体悟了包裹在“形式”里的间性生命存在的真谛。“如果你爱上了一朵生长在一颗星星上的花，那么夜间，你看着天空就感到甜蜜愉快。所有的星星上都好像开着花。”这是《小王子》告诉我们的至为简单的主体间性存在哲学。 “长不大的孩子”彼得·潘泰然自若地飞翔在“永无国”里，抗拒时间、抗拒成熟。生命竟可以永远自由自在，精神竟可以永不衰老，而与世界万物同在（巴里《彼得·潘》）；蜘蛛夏洛为了蠢笨的小猪韦伯而吐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根丝。生命逝去而灵魂永生。面对卑微生命遭受的歧视，小姑娘“芬”在呼喊着“可是这不公平！”一样的生命，相通的情感，不分贵贱，没有高低。这就是怀特在《夏洛的网》中启示于世人的…… 同样，在日本当代动漫大家宫崎骏的作品中，人类文明的恶果被作家置于唯美的田园乡土情调的审视批判视野之下。宫崎骏甚至将拯救人类的希望完全交给了纯真的孩子。正是千寻，将忘记了人类之“名”的父母从贪婪的饕餮中解救出来（宫崎骏《千与千寻》）…… 我们可以说，在处理现实的生存问题，在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层面，成年人是优于儿童的；而在精神维度上，在精神境界的“修炼”上，成人可能永不及儿童。经典儿童文学一直致力开拓的就是这一向度。长期以来，我们恰恰忽视了“儿童文学”这一不敢言大的文学种类的神奇力量。而实际上，在关注生命的深度、在开掘人性的内涵、在飞翔心灵的自由等方面，儿童文学已创造产生的艺术价值是令世人震惊的。这些艺术珍品既为后世儿童文学提供了主体间性的创作“模本”，也启迪着我们以主体间性的方法论意识开始进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GisèleDanonMD，OurielRosenblumMD，AnnickLeNestourMD.TheDevelopmentofSelfinEarlyExperience[J].http：//www.acat.org.uk，2003—04—07. [2]马戎，周星主编.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 [3]杨春时.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 [4]赵侣青，徐回千.儿童文学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1933.7. [5][6]詹姆斯O.卢格.人生发展心理学[M].陈德民，周国强，罗汉，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6.16～17. [7]李野光编选.惠特曼精选集[Z].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4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