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国内学音乐有好些年。在广州南大教音乐的时候，感到国内学音乐的环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国去。同时，我奢想把我的音乐技巧学得很好，成为“国际的”音乐家。正在考虑之际，凑巧得xxx兄的帮忙，介绍了他在巴黎的先生奥别多菲尔给我，于是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不顾自己的贫困，在1929年离开祖国到巴黎去。
    到了巴黎，找到餐馆跑堂的工作后，就开始跟这位世界名提琴师学提琴。奥别多菲尔先生，过去教xxx兄时，每月收学费200法郎（当时月合华币十元左右）。教我的时候，因打听出我是个做工的，就不收学费。接着我又找到路爱日·加隆先生，跟他学和声学、对位学、赋格曲（一种作曲要经过的课程）。加隆先生是巴黎音乐院的名教授，收学费每月也要200法郎，但他知道我的穷困后，也不收我的学费。我又跟“国民学派”士苛蓝港·多隆姆（唱歌学校——是巴黎最有名的音乐院之一，与巴黎音乐院齐名，也是专注重天才。与巴黎音乐院不同之处，是它不限制年龄。巴黎音乐院则只限廿岁上下才有资格入学。此外，它除了注意技巧外，对音乐理论更注意）学校的作曲教授丹地学作曲，他算是第一个教我啄取的教师。以后，我又跟里昂古特先生学作曲，同时跟卑先生学指挥。这些日子里，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生活穷困极了，常常妨碍学习。
    我常处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找到了职业时，学习的时候却又太少。在此时期我曾做过各种各样的下役，像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西崽，做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作下贱的跑腿。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最糟的有时一早5点钟起来，只做到晚上12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9点，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眩晕，连人带菜都摔倒在地，被骂了一顿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我很不愿意把我是一个工读生的底细告诉我的同事们，甚至连老板也不告诉，因此，同事对我很不好，有些还忌刻我，在我要去上课的那天故意多找工作给我做，还打骂我，因此我也常打架。有一个同事是东北人，他看我学习时，总是找出事来给我，譬如说壁上有尘，要我去揩，等等。但我对他很好，常常给他写信回家（东北），他终于感动了，对我特别看待，给我衣服穿，等等。可是我还不告诉他我入学的事。
    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的问题都来了。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支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我那时想大概要饿死了。幸而总侥幸碰到些救助的人，这些人是些外国的流浪者（有些是没落贵族，有些是白俄）。大概他们知道我能演奏提琴，所以常在什么宴会里请我演奏，每次给一二百法郎，有时多的一千法郎。有对白俄夫妇，已没落到做苦功，他们已知道了劳动者的苦楚，他们竟把得到的很微薄的工资帮助我——请我吃饭。
    我这样的过朝挨夕，谈不上什么安定。有过好几天，饿的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苦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如不把讨到的钱给他，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
    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很不喜欢我，他们都很有钱，还有些领了很大一笔津贴，但不借我一文。有时，我并不是为了借钱去找他们，但他们把门闭上，门口摆着两双到四双擦亮的皮鞋（男的、女的）。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幸而教师们肯帮助我，鼓励我，在开音乐会演奏名曲时，常送我票。奥别多菲尔先生在一个名音乐会里演奏他的提琴独奏时，不厌我穷拙，给我坐前排。这些对我意外的关怀，时时提醒我重新提起勇气，同时也给我扩大了眼界。我的学习自己觉得逐渐有些进步，我写了好多东西，我学习应用很复杂的技巧。
    在困苦生活的时日，对祖国的消息和怀念也催迫我努力。
    我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游行。这两个节是法国很大的节日，纪念的那天，参加的人非常拥挤。有整齐的步兵、卫队、坦克队、飞机队等。民众非常热烈地唱国歌，三色国旗飘扬。我每次都很感动。在1932年，东北失陷的第二年，到那些节日，我照旧去看游行。但是那次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热，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猛烈地打动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痛、哀愁、忧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念头。
    我那时是个工人，我参加了“国际工会”。工会里常放映些关于祖国的新闻片和一些照片。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同胞；看到了黄包车（人力车）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看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分裂、国民党的大屠杀……这些情形，更加深我的思念、隐忧、焦虑。
    我把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下来一样。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描写、诉说痛苦的人生、被压迫的祖国，我不管这高尚不高尚。在初到法国的时候，我有艺术家的所谓“慎重”，一个创作要花一年的功夫完成，或者一年写一个东西，像小提琴及钢琴合奏的《索拿大》，我就花了八个月的功夫。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地作品《风》的时候，真是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住在一间七层楼上的破小房子里，这间房子的门窗都坏了，巴黎的天气本来比中国南方冷，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风，我没有棉被，觉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哪知风猛烈吹进，煤油灯（我安不起电灯）吹灭了又吹灭。我伤心极了，我打着战，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以后，我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成《游子吟》、《中国古诗》和其他的作品。
    我想不到《风》那么受人欢迎。我的先生们很称赞它，旧俄（现在已统称苏联）的音乐家，也是现在世界有名的音乐家普罗珂菲叶夫也很爱它。并且它能在巴黎播出（上面说过的《索拿大》也被播出）和公开演奏。
    大概因为作品和别的先生介绍，我侥幸认识了巴黎音乐院的大作曲家普罗·刁客先生，他是世界三大音乐家之一（印象派）。更侥幸的是他竟肯收我做门生，他给我各种援助，送我衣服，送我钱，不断地鼓励我。海派他的门生送我乐谱、香烟（我当时不抽烟，没有收下），并答应准我考巴黎音乐院的高级作曲班。在这之前，一个法国的女青年作曲家，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亲自弹奏过我的作品，她鼓励我不要灰心，她教我学唱，学法文，经济上不时周济我（她的母亲待我也很好）。在考巴黎音乐院的时候，她先练习了八个月的钢琴为我伴奏。
    报考的那天，巴黎音乐院的门警不放我进门，因为我的衣服不相称（袖子长了几寸的西服），又是中国人。我对门警说，我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他不相信，因为中国人考中级班的也很少，而且来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高级班过去只有xxx兄入过提琴班。这样就难怪他阻挡我了。正在为难，恰巧普罗·刁客先生从外面来，他攀着我的肩一同进去了。
    我总算万幸考入了高级作曲班，考到了个荣誉奖。他们送给我物质的奖品时，问我要什么？我说要饭票，他们就送了我一束饭票。入学后，我专心学作曲，兼学指挥，并在“国名学派”士苛蓝港·多隆姆学音乐理论。在生活上较有办法了。学校准许我在校内吃饭，刁客先生更常帮助我。不过比起别人来，我穷得多。学习上物质的需要还很难解决，如买书就不易，所以我几次要求政府给公费。照我的成绩及资格说来，是应得公费的，但祖国政府对我的几番请求都没答复。学校给证明，甚至当时巴黎市长赫理欧也有证明文件都不行。我很失望。我记得有一年，有个要人到巴黎来，找我当翻译，我顺便要求他给我想办法资助去德国学军乐（那时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回来为祖国服务。他那时虽是对外宣传中国需要抗日，却不能答应我的请求。而我入了巴黎音乐院之后，要想政府给公费就更困难了。结果是从始到终一文公费也领不到，我在巴黎音乐院的几年生活只靠市长和学校的帮助。
    1935年春，我在作曲班毕了业，刁客先生逝世，我就不能再继续留在巴黎研究了。另一方面我也想急于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所以临行时，上面说过的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劝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为了却她的盛意，我对她说谎，说半年后就回到巴黎来。我有许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还有许多书籍稿件也放在别处一间小寓所里因为没钱交房租，不能去取回来，大概现在还在吧！
    1935年初夏，我作最后一次欧洲的旅行。几年来我把欧洲主要的许多大小国家的名城、首都都游过了，增长了很多知识。这最后一次到伦敦的旅行，却很不顺利。登岸时，英政府不准我入境，他看见我的证明文件及穷样子，以为我是到伦敦找事做的，他不相信我是旅行者。我被扣留了几个钟头，亏得能打电话到公使馆才被释放了。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是歧视的，英国的成见尤深。

责任编辑：王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