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乌镇之木 袁牧 摄 下：乌镇之石 袁牧 摄 在当代文坛的整体格局中，“70后”作家是一种尴尬的存在。首先是来自代际的冲突。前有“50后”、“60后”作家的成熟、大气的光芒，后有“80后”、“90后”锐不可当的气势，“70后”恰好处于历史的夹缝之中。其次，“70后”作家受到来自市场外部的遮蔽，青年批评家要勇于、敢于“命名”，惟有命名，才能建构批评的阐释者、创造者和主体者的地位，才能确立起当代文学及其一个个独特作家、一部部独特作品的名称、含义和属于“这一个”的“语词”，才能起到建设性、创造性的建构功能，才能交汇于千百年不息的文化大河之中传承、创造与新生。青年批评家在勇于“亮剑”的同时，也要团结协作，发挥集体作业的“战斗威力”和审美成效，以形成新的文学流派、社团与文艺思潮。 2010年我在《绥化学院学报》开设“70后”作家研究专栏，曾发表过一个“开栏宣言”：在当代文坛的整体格局中，“70后”作家是一种尴尬的存在。首先是来自代际的冲突。前有“50后”、“60后”作家的成熟、大气的光芒，后有“80后”、“90后”锐不可当的气势，“70后”恰好处于历史的夹缝之中。其次，“70后”作家受到来自市场外部的遮蔽。事实上，受遮蔽的不仅是“70后”作家，“70后”批评家同样处于巨大的遮蔽之中。记得2010年，在海南师范大学举办的当代文学研究会上，有学者曾感慨青年学者走不出去的问题，说就连北大毕业的博士也难以在文坛上混出个“名头”。毫无疑问，时代变了，一部小说、一篇评论就家喻户晓、世人皆知的文学黄金时代过去了。今天，一个作家创作再多的小说，一个批评家无论如何雕琢自己的文字，恐怕都处于一个“小众接受”的时代文化语境里了。面对每年四五千部长篇小说的出版，难怪作家“大咖”都会产生被读者“遗忘”的恐惧，更何况是无名之辈的青年作家、批评家。为此，陈思和先生曾对青年学者提出“研究同代人文学”的问题，鼓励进行“70后”、“80后”文学研究。在一次来山东师大的讲学交流中，陈思和先生建议我邀请“70后”作家和批评家坐到一起来推进研究。 事实上，我们要看到“70后”作家已经在中短篇小说、诗歌等方面的创作水平和技巧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辈。目前“70后”批评家在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的扶持下，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培养下，已经打造了一支产生重要影响力的青年批评家队伍，逐渐显现出他们的实力、影响力和文学批评理念。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为古往今来众多知识分子奉为圭臬，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使命认知的精神自觉。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为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时代审美经验，达成了一个民族对思想共同体的艺术想象以及由此展开的现实书写。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引领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文化思潮，促进了社会的自由、进步与发展，成为时代文化思潮的弄潮儿；与此同时，诞生了一批阐释这些审美经验的批评家，构建了当代主流批评家的文坛格局。面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我们不仅疑问，新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哪些新的审美经验？我们新的喜悦、痛苦、忧伤与焦虑，谁来传达？有学者指出“50后”、“60后”作家对新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审美表达能力的匮乏与不足，那么我就不禁疑问，“70后”作家是否抓住了时代之象、 拥有了穿越时代的精神乱象与把握时代精神经验的审美能力？ 显然，这种来自时代的思想质疑，对于批评家来说，可能更加苛刻。因为批评家就是要做文学的阐释者，要做时代精神的批评者，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建构者。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当代“70后”文学能提供什么？“70后”批评家能提供什么，又曾提供了什么？一代人的审美经验，如何命名？如何分析、归纳、批判与建构？如何让当代精神现象与时代审美经验汇入澎湃不息的民族文化大河？一个无比紧迫而又极为重要的事实就是，“70后”批评家正面临时代的严峻拷问，正处于“黎明前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批评家。从五四到新时期，几乎是10年一个大的断裂。改革开放3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而没有发生较大的社会、文化断裂，出现了数代批评家于一堂的热闹而拥挤的批评格局；在经济方面，“70后”批评家经历了市场经济断乳的巨大生存压力，生活在社会结构金字塔低层，其艺术创造力被巨大经济压力所抑制，青年学者“青椒化”难有精神余裕与自由 ；30年来高校研究生教育在推进学科专业教育的同时，也带来文化的因循守旧、学院结构内在封闭和批评刀锋的锈蚀；更为可怕的是，学术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流失，导致学术评价机制的畸形，将“70后”、“80后”批评家打入了学术金字塔底层；从文学生产机制来看，当下文学创作的乏力与探索精神的贫乏，难以给“70后”批评家提供新的审美经验，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对于批评家自身而言，面对庞杂的时代精神现象，把握时代经验与时代精神的穿越力和批判力的匮乏，这才是最致命、最要害的问题所在。 “70后”这一巨大群体与“80后”存在着某种同样的困境、危机与追问。面对巨大的物质的、精神和文化的压力，面对“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我记起了10年前读到钱理群先生的话，适用于今天的“70后”、“80后”批评家。王瑶先生说，做学问不可能有很高的生活待遇，就是中偏下吧，要潜心做学问、厚积薄发。对于今天的青年批评家而言，依然要有安贫乐道的精神，要有“横渠四句”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学者对自身价值、使命的深刻认知。正如前段时间我在采访朱德发先生时，他说，“真学者要视学术如生命”，这是关乎生命与魂灵的问题 。青年批评家在积极求索的同时，要具有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锐气，而不能陈陈相因，四平八稳，而是积极、勇敢、热情、真诚地“诤言”“谏言”乃至严苛的批评。青年批评家要勇于、敢于“命名”，惟有命名，才能建构批评的阐释者、创造者和主体者的地位，才能确立起当代文学及其一个个独特作家、一部部独特作品的名称、涵义和属于“这一个”的“语词”，才能起到建设性、创造性的建构功能，才能交汇于千百年不息的文化大河之中传承、创造与新生。青年批评家在勇于“亮剑”的同时，也要团结协作，发挥集体作业的“战斗威力”和审美成效，以形成新的文学流派、社团与文艺思潮。 作为多年浸没于“70后”文学世界中的研究者，我对“70后”创作与批评现状充满了期待。“70后”一代人经历当代中国的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下岗、市场经济、农民工、城镇化、PM2.5等等社会剧变及其复杂现象，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革大潮中感受最深、痛感最强的代际群体。一个作家曾说，这是一个什么奇迹、魔幻都可以发生、都不会奇怪的时代。这正是时代的“伟大”之处。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无比丰富的艺术“腐殖土”。 面对同龄人的“70后”批评家，我想借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时代对“70后”批评家的严峻拷问，也是对我们每一位作家和批评家的拷问。生命的肉身可以老去，而惟有文学不老。文学不老，文学的创造者和阐释者、批判者不老，并将在民族和人类的文化长河中涤荡出精神的涟漪与思想的浪花。这是“70后”这一代人的“天命”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