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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批评 “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十七年”文学创作的顶峰，代表了“十七年”的文学成就，蕴含了“十七年”文学叙述的可能与极限。这些曾辉煌一时的作品，经历了打倒一切，一切文艺作品皆是“毒草”的“文革”，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文艺复苏之后，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与排斥，不复当年的辉煌。作品的集体“遇冷”现象体现了时代价值观念以及文艺观的变化，遇冷的根源在于“十七年”文学艺术观的被质疑、被批评。“十七年”文学艺术观的核心是文艺、历史与政治的三位一体，表现为文学作品对历史的宏大式虚构与对人物的集体化塑造。在经历历史的变故之后，这些观念都被扔到了历史的故纸篓里：被遗弃与遗忘的角落。 革命历史的图景在《红日》中表现为大历史的心胸与视野，尊重历史、记录历史、贴近历史、与历史同步、与历史同构。“历史”与“小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亲密关系。历史通过小说来还原自己的本真面目，无论时间地点人物都是掷地有声的真实再现，小说通过描摹历史来支撑自己历史的天空，作者相信历史从未因小说的虚构性而被遮蔽或扭曲，相反历史除却陈列在档案馆中的发黄卷宗，只有在小说中才能鲜活地复原。因而，小说写作在这里承担着载重历史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不论是官方文艺政策的宣讲还是个人内心的历史倾诉欲望，在某种程度上面对历史都是趋同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事。表现在作品中，这种大历史就具有双重的意蕴：一是宏大的战争战役与阔大的作战场面，二是抛却了一切个人恩怨情仇，惟有保家卫国的大愿望与大期盼。外在的大场景与内在的大心思共同造就了以《红日》为典型代表的“十七年”文学的大历史。然而，大历史的平整性与条理化在新的历史时期遭到质疑并被慢慢切割与拆解，最终被碎片化、个人化、多元化的小历史所取代。小历史是历史视野缩小之后的必然结果，文学的历史视野由大的战役微缩到小的个体与人生，哪怕在军事题材的作品中，也再难见如《红日》般激情昂扬的战斗场面，因为“历史”在纷繁的时代风云变幻中早已离我们远去，它变得更像是一个符号和象征。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小历史观之下历史作品的集体发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余华的《鲜血梅花》、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尤凤伟的《石门夜话》等等一系列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发行与畅销，正式宣布了“小历史”文学的成功，以及“大历史”文学退出历史舞台的宿命。 《红日》中无论官兵与妇孺，都内心澄澈、质地清明。众多人物形象，并未沾染后来的所谓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程式化的描写套路，作者对他们进行了“集体洗礼”，大部分的个人特质都被一一滤去，偶有跳出规范的小情小性，比如战士流露出农民习性的不良作风，比如年轻女孩子将所缴袖珍枪据为己有的那点小心思，都是无伤大雅的小渣滓。在作者眼中，人物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历史是堂皇之大历史，那么人物只有抛却自我、内心如雪、光明磊落才能映衬着填充着所谓的大历史。人物的内心是走出去的，在时代与历史所给予的界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认真地战斗下去、生活下去。这些界定的关键词正是时代价值观的核心词汇，比如英勇、善良、忠诚、勤劳等等。这些词汇在战争的色彩退去之后也失去了它们的颜色，减轻了它们的重量。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开始退守到自己的小世界中，这个世界脱不开大的战争与历史背景，但往往并不关乎战争，不关乎历史，是流动的战事与多变的历史中恒定的个人内心世界，它可以是澄明的色彩，也可以是灰色或是黑色。战争的历史与个人的历史不再同步，它们错位甚至互相抵牾、彼此扭曲。战争能将人变得充满勇气和力量，但也有可能让人变得猥琐而不堪。 大历史之下，个人构成集体，每个人只是历史的配角，历史永恒博大，渺小的个人被淹没在滚滚历史红尘中；小历史中，历史是布景，个人的命运沉浮凸现出来，人性的善恶美丑得以彰显，启蒙主义的话语伴着历史的回声渐次走来。《红日》这样的大历史作品，作为“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的经典，被迫保持沉默并被束之高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