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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文艺政策的统领与文学土壤的滋养之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品，用以缅怀和纪念刚刚过去的战争历史岁月。这些作品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红岩》《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时至今日它们已被统称为“红色经典”，共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漫长艰辛的革命历史时期。作家吴强初版于1957年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红日》正是其中一个普通却又独特的存在。吴强像大多数“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一样，曾热血从戎、久经沙场，是革命历史战争的亲历者；同时，作为这段革命历史的记录者，他又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眼光和审美趣味，其作品本身也经历了被肯定、被质疑又被经典化的曲折过程。 “历史”的建构 《红日》选取了解放战争初期在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以及孟良崮三次连贯的战役作为小说表现的主体和情节发展的主线，以对正面战场作战的讲述为主，兼及对后方生活的描写，在将近40万字的篇幅内，以细腻质朴的笔触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整编王牌军74师的精彩历史篇章。 这段历史发生在1946年底至1947年春，而《红日》这部作品作者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酝酿直至1957年出版，距离这段历史不过10年的时间。历史的迫近使作者既怀有曾存在于历史之中的鲜活感，又充满讲述、还原历史真实的兴奋性。历史在这里缺乏由于时间的沉淀而生成的审美观照与想象的可能，却有通过小说讲述在某种意义上接近历史原貌、回归历史起点的真实感。因而作家吴强选择了尊重历史的写法，其中对历史资料的巧妙运用，使《红日》呈现出接近于历史卷宗般的纪实小说色彩。这包括对战争的纪实与对人物的纪实。从涟水失利、莱芜大捷到孟良崮全歼国民党74师，这段解放战争初期的历史在小说中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方式被再现出来，大规模正面战场的两军激战成为小说叙写的主要内容，占到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且上到师部下到连营班，把战争的各个级别与团队没有遗漏地容纳进来，呈现出史诗性的历史叙事方式。解放军领导、指挥员陈毅司令与粟裕副司令，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李仙洲、张灵甫等，也都在作品中以真实姓名出现，并有大量篇幅对他们的生动刻画。历史场景的铺排与历史人物的再现，无一不体现着作者企图还原历史真实的叙事欲望。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家也表示：“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写了战史”是还原历史真实场景与人物的纪实描写；“不是写战史”，则是作家虚构历史的那一部分。显然，作家的写作是穿行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中的自由表现，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说对历史的还原来自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那么对历史的文学虚构与文学想象又来自何方？讲述历史离不开历史讲述的时空，但更重要的是讲述历史的时空。吴强的《红日》，作为1957年的革命战争小说，映射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艺术观念。“十七年”的革命战争小说，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记录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岁月，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并成立新中国之后，更体现出这段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在全民狂欢庆祝胜利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缅怀革命先烈感叹峥嵘岁月的“十七年”，宏大叙事与集体叙事成为文学创作基本的话语表达方式，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则是对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小说风格的最好诠释。吴强在这部作品的1959年修订版前言中说：“感激我们的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战争”，修订版是“为了纪念伟大的建国十年”，这样的说法，使这部作品更带有了强烈的政治魅影与官方色彩。因而在虚构的历史人物与情感关系中，小说呈现出配合当时主流文艺观念与文艺政策的理想化色彩与模式化表达。 对于这场战争的描写，作者运用了典型的战争时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我军与敌军做了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基本划分，解放军的英勇无畏、坚强果敢与国民党官兵的丑陋样貌、恶劣性情形成鲜明对照。在情节的设置上，从战争失利写到绝地反击再到大获全胜，也是大团圆的封闭式小说结局。尽管最后团长刘胜不幸牺牲，但这惟一一抹悲伤的色调也湮没在全军欢呼雀跃的胜利呼喊中：“军首长们，许多指挥员们，红旗排，红旗一班的英雄战士们，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一样的光亮炯炯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小说最后的这个画面，正是对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最好诠释。诚然，在刻画英雄群像的同时，作家也有意做了人物性格的区分：粗线条的人物刘胜、醉酒纵马的农民做派的石东根，果敢但却忧虑忡忡的沈振新、内心世界细腻丰富的梁波等等。然而，这些人物都还是统摄在正面光明的我军战士的体系之中，显现出多样化描写的模糊性与虚假性。惟有对敌军将领张灵甫的描写，脱开了描写解放军战士正面形象的束缚，将其心思缜密、精明强干却又狭隘自负的丰富内心刻画得入木三分，成为“十七年”小说中对历史真实人物文学想象的成功案例。 对于后方生活的描写体现出作者想要展现全景历史画卷的写作愿望。人际关系的温暖、质朴与融洽是小说在这方面的主旨，这与前方的激烈战势相比，更凸显了渴望和平的心声，也符合“十七年”文学观念中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与向往。其中对爱情的描写作家着墨最多，比如沈振新与黎青、梁波与华静、杨军与阿菊。缺少了任何争吵与猜忌的战争中的纯美爱情纵然有些平淡和乏味，但作家还是竭尽所能开掘人物的心路情感，黎青面对孕育新生命的激动，华静面对未知爱情的犹豫，还有阿菊追随爱情路上的坎坷，在女性人物的身上，作家暂时抛开了冷酷无情的战争和棱角分明的男性形象，部分地展现出人物纵向的富有深度的内心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