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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女图》标志着黄碧云创作的一种转向，由异乡漂泊行旅，回归本土历史经验，化而为文字，甚至以桀骜难懂的本地方言为叙述语言，堪称冒险；同时，其为普通女子绘图立传之志，显露出她视线“下移”的写作立场和历史观。《列佬传》便是这一写作脉络的延续。从西西到董启章、黄碧云，香港作家念兹在兹的“我城”，于其间深耕细作的本土文学意识，已结出丰硕的果实。 《烈佬传》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香港一名自11岁就沉沦“白粉”(毒品)、赌博，反复出入监狱，花耗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才成功戒毒的“烈佬”的自传故事。以世俗眼光看来，如此一个“堕落放纵”之人，如何能称为“烈佬”？作者却说，“我的烈佬，以一己不坏之身，不说难，也不说意志，但坦然地面对命运，我摄于其无火之烈，所以只能写《烈佬传》”。作者所感喟的，是“烈佬”与“烈女”一样，以一息尚存之“烈”，飞蛾扑火般卑微而顽强的生命力。 在书写人物奇特甚至酷烈的一生时，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同时交叉使用粤语及书面语。为使粤语更贴近下层市民的口语，作为土生土长香港人的黄碧云甚至准备了一本广东话字典，学习了不少方言的写法。这样的叙述方式给作者和读者同时提出了挑战。于作者而言，为“烈女”立传以第二人称“你”，而为“烈佬”立传却以第一人称“我”，作者与叙述人之间横亘着如此迢遥、似乎不可跨越的距离，使得“我成为‘我’，是我最难的工作”。而就读者而言，叙述语言造成了阅读的障碍(甚至对于粤语方言读者也不是那么轻易)。作者的这种双重阻隔，在写作和阅读层面均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间离效果，加之主人公极度“非主流”的人生经历，使作者和读者都无法产生“代入感”，也因此保持了冷静观察与思考的必要距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