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话”一词在《辞海》中的基本解释是“儿童文学的一种，经过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增进儿童性格的成长”。一般我们印象里，童话是白雪公主，是海的女儿，是非人类，是拟人和想象，让现实中的“我”出现在童话里，这并不稀奇，但若要游刃有余，处理得当，则是一件难事。 童话发展到今天，第一人称的童话数量并不少，许多童话作家都尝试让“我”进入童话世界，也出现过一些品质很好的第一人称童话作品。但它的难度也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种想象的艺术，童话的轻盈和植根在现实中的“我”的沉重某种程度上是相悖的，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在沉重与轻盈之间，如何开拓出一片更广阔的空间，周锐为我们做了不懈的努力，并为读者奉献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好作品。 童话里各种各样的“我” “我”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童话里，“我童话”呈现出怎样的审美效果，这是读者第一关注的问题。在周锐的“我童话”里，“我”呈现出纷繁多彩的面貌。 首先是“我”身份的多种变化。 在周锐早期童话里，“我”更热衷于一些醒目的标志。比如职业的不同：《眼泪失踪》中“我”是演员；《古棋》中“我”是象棋协会的副会长；《废城蜡烛》里我是去探险的学生；《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里“我”是一个驻外大使；《B我消灭A我》里“我”是个警察；《生日点播》里“我”是电台工作人员；《宋街》里“我”是旅游局的职员……身份的不同带来的是故事的差异化，象棋协会的人带来的是与象棋有关的故事，探险的学生带来的是探寻被风沙掩盖的废城的秘密；大使带来了异域的风景；电台工作人员带来的自然是与电台有关的故事……不同的职业带来不同的体验，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多样职业化必然带来故事的多样化和新鲜感。 此外，年龄的不同亦是一个很好地规整“我”的身份的角度。在周锐的童话里，“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年龄的人，一是成年人，一是学生。成人带来的是成人世界的故事，关注的是成人社会热点，而学生的角度则必然带来有点学校和孩子气息的故事。比如《月亮上找到你的笑》，是个渴望和女孩子交往的男孩子，映射着学校里男生女生的交往；《我被枪毙三个月》则是一个英武的警察的视角，对应的故事是更成人的社会的有关法制的话题；《废城蜡烛》对应的是生活中渴望冒险的男孩子的想象；《向明星进攻》则是当下追星一族孩子的写照…… “我”的身份的标签里还有性别的变化，男或者女，这也带来叙事角度和叙事节奏的不同。 周锐童话里，时空的改变也带来“我”的变化。在《拯救伶仃草》中，与未来的沟通就把“我”放在了一个更加辽阔的空间里。时空的改变必然改变当下的“我”的思考，并朝向作者设定的意旨走去。 可以说，在周锐的第一人称童话里，职业的变化、时空的变化、性别的变化、年龄的变化，幻化出各种各样的“我”，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各种各样的“我”里，还有一个更贴近真实世界里的“我”在童话里。这个更加自我的“我”在周锐1997年病后的童话集《出窍》中有更多的表达。这个我从当下的真实出发，投入更多的个体心理和感慨，在更大尺度的现实下进入想象，让作品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比如《麻雀与空调》，作者上来就告诉读者：“那时候，我刚动了手术，出院不久，每天起来少，躺着多。妻子上班去了，儿子上学去了，我就在家里望天花板。静极了，听见客厅里那盆植物一边吸水，一边长叶子。”在这样的境况下，“我”听到了麻雀的话，并借麻雀的口来解释了为什么我可以听到他们说话了，“因为你病了。你们人，在没生病的时候，对什么都不在乎，所以什么都感觉不到。非要到生起病来，而且轻病不行，一定要是重病。”作者平常地展开故事，不打算故弄玄虚，不愿意绕很多圈子，只是表达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个体与童话的近距离或者说是零距离。而《手多手少》则是在一种对自我身体健康的担忧下的一种童话式的调试，如果自己将失去一条手臂，那么“我”得怎样生活？作家从自身状况出发，想象着这个宇宙中还有独臂星和三臂星，于是想象的过程变成自我心理调试的历程，“我”最终带领读者一起抵达生命的坚强。 “我”在童话里的意义 各种各样的“我”带来各种各样的故事，如果说这样的设置主要是一种写作技法上的尝试，这样的尝试首先带来的是阅读上的亲近感。 面对儿童的写作，如何贴近孩子，让孩子愿意接受，可能有多种途径可以到达。“我”的设置，首先是一种作家全身心投入的姿态和一种与孩子平等沟通的愿想，“我”愿意把“我”的事情讲给你听，“我”的真实可感让读者心理上放松，并勾起阅读的欲望。在创作谈《我，我，我》中，周锐用两个例子来介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效果：“如果你对别人说：‘外国有个人中了彩票，成了百万富翁。’别人不一定很惊讶。但要是你说：‘我在马路边摸奖，一下就摸到个一万元。’不，你只说一千元，或者一百元，人家也会对你瞪大眼，‘真的？！’”接着周锐思考曲艺节目里第一人称的运用和妙处，尝试在童话里植入各种各样的“我”。 无疑，这样的“我”带来了亲历性，亲历性带来了亲近感，这是“我”在童话里的第一层意义。 由亲历性带来的，则是现实与想象世界的巨大反差而带来的审美的惊异。《吹牛大王历险记》以“我”的口吻来讲战争中的离奇经历，杀死过鳄鱼，骑过大炮，上过月球，见过奶酪岛……所有这些夸张的想象离奇的情节都冠以“我”的亲身经历，这样的落差带来更大的美学张力，让读者在开始的怀疑中进入，并被这样的夸张和幽默吸引。周锐第一人称童话里，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倾向于“荒诞”审美效果的作品。《古棋》中“我”要把所谓的“正宗”棋艺发扬光大，和宇航员一直下着一盘只有将和帅的棋局，始终无法结束。这样的夸张在现实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在童话设定的语境下，则成为一种必然。《卖身前后》里我和富翁交换了身体，成为超级大胖子，因为不锻炼，富翁把健美运动员的身体很快又变成了一堆肥肉。这样的假设都有它的合理性，沿着一定的合理性童话最大限度地拉大了反差，造成审美上的愉悦感。 “我”的故事贴合着现实，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必定给童话带来思考和寓意，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给好玩的故事增加了有分量的内核，是给童话带来可资玩味的意蕴的。《最后一个冬天》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反思，带着一丝伤感的气息。《拯救伶仃草》是对未来物种灭亡的反思；《森林手记》是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深刻反思……反思带来童话的深度，特别是当这些反思与有趣的情节、不同寻常的想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带来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我”的进入让周锐童话在文体上的拓展更加明显：小说、散文的因素大量进入童话，寓言的意义更加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童话的概念。周锐的“我”一般不涉及动物，或非人类，他专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发掘人性的力量，揭露人类的弱点，歌颂人心的善，为童话注入更多思考和深度。 散文化的表现在《出窍》中的许多作品里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得到，前面的《麻雀和空调》是一例，《手多手少》中也是这样的叙述：“我读小学的时候，妈妈就常对我说：‘要好好读书，才能考进好的中学；进了好的中学，才容易考上好的大学；从好的大学毕业，才会有好的工作。’我很努力地照妈妈说的做，好不容易在好的大学拿到了文凭，可这时出了点儿意外，在这意外中我失去了一条手臂。”这样的叙述平淡而真实，故事就在这样的拉家常一样的散文化叙事中展开，为了找到好工作，“我”来到独臂星球，遇到另外的人，体悟到生命的真谛。 对于周锐童话的寓言性我们前面也有所涉及，像《黑底红字》总结出一个深刻的人生教训：要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不能把健康作为交易；《阿牙》是对睚眦必报的行为的批判；《拯救伶仃草》是对自然生态的反思；《炒命》是对当下股民的反思…… 文体上的这种变化在《出窍》等更加贴近现实的那个“我”的作品里有更突出的表现。在这一阶段，作家因身体的原因，对自我对生命都有了与以前不一样的思考，他从个人经历出发，找到幻想与自我之间的契合点，这样的状况下，文体的思考成为第二位的，散文的真实，小说的叙述，以及寓言的意味，都糅合在“童话”的名下，让这一时期的童话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