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赵普,辅佐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尝自许道:半部《论语》治天下。 中国古人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讲的是文不好比高低,大师者,须文学史有定论、开风气之先河,以独自特色的创作、理论,令文坛钦敬者,曹雪芹、吴承恩是大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是大师,不写长篇小说的契诃夫是大师,与他做法相同的蒲松龄同样是大师。 大师若星辰。面面俱到说不好,如果从个人写作生涯说起,受过极重要的影响和恩惠者,我心目中的大师还真的有一位: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 我称他是“半部大师”,盖因为昔日从军云南,20岁上下年纪,无书可读的阶段,偶获《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本,非琴和赵蔚青等人译),如获至宝,精读细读,受益匪浅。 及至后来专门购得1983年新版《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上下集,对上集中的三个中篇《卡腊——布迦日海湾》、《柯尔希达》和《森林的故事》企图重新阅读,不知为什么,竟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昔日的痴迷与狂想。巴氏反映苏联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改造大自然的这几部作品,令人失望,枯燥乏味,全无下集诸多短篇洋溢着灵动之气,所以我只能就自己真切的感觉,称巴氏为自己心目中的“半部大师”。 但如果说巴氏选集上部一无可取,也不公平。我至少读到了他谈自己创作生涯的一段文字:《简单谈谈我自己》。从这些文字中,我知道昔日崇敬的大师生于1892年,喜欢旅行,勤于记录,声称:“只要一个人所能见识所能体验的,我都能见识见识,体验体验。”他还兴致勃勃地宣布:“青春,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思想行动的鉴定者。”说这话时是1955年2月8日,他刚过了花甲之年,较之那些集中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篇什而言,感叹青春不再的忧郁,自然有巴氏的一种道理。 从自传中,我知道巴氏在1911年,刚满19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他有两个哥哥在1915年“一战”中的同一天战死在不同火线上,于是这个家庭中的幼子从此承担了抚慰老母亲的任务。此后他当记者、当编辑,认定“记者生活虽然杂乱、不安定,但我却觉得这是作家最好的环境”。他写了若干部作品之后,大约在1932年春天,辞去一切职务,当上了我们今天说的“专业作家”,巴氏称这种专业写作“虽然有时是痛苦的,但经常却是理想的、可爱的”。 巴氏是个浪漫主义情怀极浓烈的人,有一次从食品店包茶叶的一张旧地图上,他发现莫斯科近郊有一处无人知道的“禁区”——梅肖尔,那里有森林、湖泊、林间弯曲的小溪、荒凉的道路,他就决定去探险,一住好几年。下集中的压卷之作、顶让人入迷的《夏天》,就写自梅肖尔。 故而巴乌斯托夫斯基满怀真诚地写道:“我当年就到梅肖尔去了。从那以后,这地方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下面是极具巴氏语言风格的一段抒情独白: “正是在这儿,我真正懂得了,怎样才是爱自己的土地,爱每条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每棵老白柳、每个映着一弯新月的澄清的池塘,爱静穆森林中的每一声鸟鸣。再没有比这个地方更充实了我的。在这里我破天荒地第一次体会到,俄罗斯语言的形象性与魅力(按照屠格涅夫的说法),和大自然,和潺潺的泉水声、鹤群的鸣叫,和落日的余晖、草原上远处传来的姑娘们的歌声、远处篝火袅袅的青烟,和这一切有着不可捉摸的联系。” 梅肖尔接纳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巴氏也凭诗人的敏锐发现了梅肖尔,从此梅肖尔成为巴氏的灵感之源泉、创作之福地,如果没有梅肖尔,我相信巴氏绝对成不了“半部大师”,我的幸运恰恰在于从“半部”开始,否则从头阅读巴氏,凭我对自己性格的了解,肯定早就“拜拜”了。 因此我在一篇赏析巴氏《盲厨师》的小文中,将自己20岁时与他半部文集的邂逅称之为“阅读的初恋”。 巴氏的这批作品,大多属于散文与小说相间的文体,讲究景物描绘,杂以情景交融的哲理阐述,情节性却往往不够充分,像他的《雪》、《一枚小钢戒指》,再譬如他的《夏天》、《电报》、《菲娘的幸福》,都属这一类作品。《盲厨师》、《夜行的驿车》写的是艺术家的生活片断。从莫扎特到安徒生,都被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生花妙笔赋予了全新的、鲜活的形象,他们成为凸突的人物走进我们的阅读视野,他们或者为了童话而放弃了贵妇人的爱情,宁可让幻想代替现实;或者用超凡的音乐语言,为垂死的盲厨师描绘一幕灿烂光明的画面,让他幸福地离开尘世……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那么鲜明的个人痕迹,以至于我在20多年后再次翻阅那圈圈点点过的旧书时,内心还禁不住一阵旌旗摇动。 在《夏天》这一组文章中,巴氏写古怪的“百分之十”老爹碰到“魔鬼”的故事,写垂钓金色鲤鱼的独特感受,写一只猫怎样由“小偷”变成“民警”的过程,写秋天的小白桦和告别夏天的瞬间优郁,把对俄罗斯大地的爱恋,不动声色地传导给读者。 《雪》则是篇构思奇巧、意味隽永的小说,把战争年代中一对青年男女偶然的相逢诗意化,波塔波夫与达吉亚娜一见如故的缘份,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最后一封来信,动人的美丽!因此我在此文结尾处写道:“这种欧洲式的、爆发式的爱情,不仅仅为俄罗斯人所独有。更主要的是,你能从中听到生活波涛的喧响,一种使你心灵陶醉的声音,牧笛、号角、芦笙。仿佛受到明媚的阳光照射一样令人目眩,谁能说生活不是美好的呢?我推崇《雪》。” 关于《菲娘的幸福》,我的评语是:“实际上,这篇小说亦可题为《在路上》。在路上作者让我们结识了俄罗斯秋天的迷人风光,也结识菲娘,但却对她所说的‘给人以幸福’留下悬念和伏笔,要知道,她毕竟是一个‘无知的’乡下妇女呀。” “又是在路上。”梁必宁中尉点出了主题,菲娘的幸福也就一目了然了。一个农村妇女的伟大胸怀,也在路上显示给了我们。 “以谈话开始,以聊天结束是此文手法之一。‘下面的河水闪着光。在水磨附近哗哗地响着。村庄上空缭绕着一缕麦秸的轻烟。这是秋天俄罗斯的轻烟。’多么美妙的富有诗意的结尾!”我由衷地感叹道。 《雨蒙蒙的黎明》也是我极喜爱的一篇小说,巴氏写一个苏军少校库兹明在旅途中下船转交一封家信,为他同病房的病友巴希洛夫,作者写了巴希洛夫的不讨人喜欢,又写了他对妻子刻骨的思念,最后让库兹明上岸,半夜里乘马车去会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把他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准确细致,尤其当少校被迎进陌生女主人家的刹那:一种不明不白的激动使他生气,为什么?“这种感觉,谁在夜间走进一个陌生人家,接触到对方的隐秘莫测生活的时候,总是会有的,这样的生活,就像一本遗忘在桌上的书,随便翻开一页———就算是吧,谁瞧见了这一页,就会努力去猜想:书里写的是什么?又有些什么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典型的充满俄罗斯式的忧郁作品,一位40岁独身军官的一次巧遇,男女双方一分钟彼此凝视,从此成为沉重的回忆。我在当时大惑不解地评点道:“我不明白巴乌斯托夫斯基这位老先生想告诉人们一些什么?是想在《雪》之后补充说明:生活原非都是一帆风顺的、美好的,相反还有沉郁,有惆怅,有难过得使人心灵紧缩的时候吗?” 其实,这种淡淡的忧愁是作者思想的另一侧面。我们可以从本书最后一篇《夜行的驿车》中深切感受到。他的思想宝藏是丰富的,在读了此文之后,谁能不合上书本,默默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涯与经历呢?按照艺术欣赏中“移情”的说法,事实上我把自己当成了少校。我感到自己去代一位莫名其妙的人送一封伤筋伤骨的信,匆匆来去,如果女主人奥尔加·安得列夫娜挽留我的话,我想应该很坚决地留下来,把那本读到65页的书继续读完。 《在俄罗斯内地》也是极让我折服的一篇作品,作者写药剂师,写一群可爱的孩子,收破烂的老头,写出这群人内在的朴素与善良,最后笔锋一转,写到与大剧院的独唱家奥泽洛夫与他们的巧遇,这种善意的“误会”,使我们心灵深处涌动起微笑,这是彼此信赖、互相帮助的俄罗斯人的精神本质,平实中见奇崛! 《“二七三”护林区》写于1949年,主题与上文相似,作者在这里尽情倾诉了对大森林的感情。对风光景物的描写,妙趣横生。文中有一段话令我感动不已,他谈的是人在自然中天人合一时的瞬间感悟,巴氏把森林、湖水、阳光、野花用一个“完美”的词组来表现,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认识到自己的笔无力表叙这完美的自然。他承认“人幸福的时候,他是慷慨的,他竭力要成为美好生活的向导”。应该说巴氏的狂喜与慨叹在我们身上时有发生,尤其面对完美的景物时,而“幸福的人最慷慨”的定义,也许不是巴氏的发明,可偏偏我从他的文章中觅出,只能认定这专利归他。 巴乌斯托夫斯基,一个赠予我的青春以炫目光芒的大师,喂养过军营中若干饥渴灵魂的慈祥的厨师,以色调多变的风格描绘俄罗斯自然景物的略带忧郁的诗人,美的信徒,我为你在天之灵而祈祷、祝福!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