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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学研究考据化倾向，以清人治经的方法研究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一方面固然有利于提高白话文学的地位，但另一面也将研究对象“化石”化，使之与当下的文学创作隔开。这一风气在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者中造成的影响即是重考据而轻欣赏、批评，重新史料的发现而轻旧知识的理解、贯通，重作者身世、题材演变的考察而轻审美层面的体味涵泳，重外部研究而轻内部研究，使得文学研究支离破碎，难免买椟还珠之讥。(43)胡适以历史考据的外部研究方法治文学，这与他自身文学创作、鉴赏能力不高有关，也受制于当时学风及他自己提倡的“科学方法”。他的方法内接传统考证之学，外援之以西方科学精神，一时蔚为风气，成为学术界的“舆论气候”，对那些“相对重理解而轻功力的学者造成一种压迫，以至于必须为自己非考证的研究方法辩护”(44)。如钱穆本好心性之学，不喜考据，但受主流学术风气影响，中青年时期却主要致力于此，以至于时人皆以考据家视之(45)。这也可见出学术风气对于年青学人治学的引导和规约。程千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指出大学中文系偏重考据之蔽，“以考据之风特甚，教词章者，遂亦病论文术为空疏，疑习旧体为落伍。师生授受，无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诸点。涉猎今古，不能自休”(46)。 罗志田曾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考据倾向和文学失语的关系，认为这一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传统中儒林轻视文苑在现代的复活，同时也是“整理国故运动”影响的结果(47)。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和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强调从业人员的学者身份，对于“文士”的排斥，又强化了这一传统。现代学术更以容易客观化、量化的“研究”、新见为评价、考核标准，忽略涵养性情的品格陶冶和文学创作。前引程千帆文对此作出分析，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于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中，“义理期于力行，词章即是习作，自近人眼光视之，皆不足语于研究之列。则考据一项，自是研究之殊称”。所以在新式“科学精神”的潮流之下，作为传统旧学的“考据”不仅未受压抑，反借势兴起，压倒义理和词章之学，“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48)。 大学中文系授课内容的考据化、破碎化倾向，不仅在文学研究方面造成偏颇，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更是不利。作为白话文的倡导者，胡适自然乐于见到今人疏于操练被他称为“假古董”的古典诗文，但是大学中文系中连新文学创作都退居边缘，却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思。这从他1934年2月14日的一条日记中可见一斑： 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汛、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中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个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49) “历史的”方面，自然偏重考据；“欣赏与批评的”，则重于体味涵泳，二者的对象都是前人的文学创作。“创作的”在胡适那里，显然只能是新文艺。胡适的复杂性在于：作为学者，他固然不断强调乾嘉考证之学与西方实证科学的联系；而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鼓吹者，他又对与自己的倡导有很大关系的大学中重学术研究尤其是考据之学而轻创作、欣赏的风气，深表不满。他在执掌中国公学和北大文科时，对此作出过反拨的努力，提倡新文艺创作，如引进没有学历的作家沈从文到大学任教，请新文艺作家到北大开设《文学演讲》、《新文艺试作》之类的课程，甚至聘请以创作知名的徐志摩担任北大级别最高的研究教授等。不过一种风气一旦形成，落实为学术制度，即便是始作俑者也难以扭转。关于文学研究考据化和大学中文系培养目标学者化的争论，在1940年代依然继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