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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考据之学是清代主流学术，民国时仍在学界潜在地发挥着影响。作为新文学和新学术的开拓者，胡适回国之初主动适应这一潮流，并将其与现代西方“科学方法”结合，使得考据之风弥漫学界，引导、规约着当时的文学研究风气和年轻学人的治学路径。一方面促进学术界的专业化及从业人员的学者化倾向，但也造成文学研究过分趋从于考据化的弊端。胡适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有过扭转的努力。 【关 键 词】考据/太炎门生/胡适/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王晴飞，安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考据之学，在清代尤其是道、咸以前，一直居于学术界的统治地位，被视为学术正宗。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曾说：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① 考据之学是所谓“汉学”(朴学)的核心，顾亭林、阎若璩等人已开示门径，后经钱大昕、戴震等人发扬光大，成为清代学术主流。道、咸以后，一来考据之学已趋于极盛，二来面临帝国内外的重重危机，遂有“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兴起。又由于太平军之乱，朴学大本营江南学术遭到毁灭性打击，湘籍的曾国藩等人崛起，考据之学受挫，理学和桐城古文一定程度上得到兴盛。②但是考据之学虽有衰落之势，在“同治中兴”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只不过“普通的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即金石学、元史及西北地理学和诸子学。③这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研究中便引起两种风气：一是考据化，一是史料化。 一、现代大学的学者化、专家化 民国以来，现代大学的建构日趋完备，研究化和专业化的要求，也强化了这两种倾向。如1913年后北京大学文科中太炎门生取代桐城派占据主流地位，在学术方面，其实是汉学家取代古文家，考据家取代文学家。陈平原曾将大学中的教员更替和学制演变结合考察，认为桐城派之所以被“扫地出门”，既有人事关系，牵涉到“领导权之争”；也是由于他们的文论，如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之主要着眼点，都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写作指导”，“偏于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与新学制的规定不尽吻合”④。 学者对文人、儒林对文苑的轻视，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姚鼐欲师戴震反遭“微言匡饬”，后来屡屡攻击“朴学残破”，其弟子方东树则撰《汉学商兑》，专门攻击汉学。⑤民国时桐城派重镇姚永朴任职北大，以《文学研究法》为授课讲义，计四卷二十四目，其中“范围”一目区分文学家与诸家的不同，考据家为其一。姚氏认为，“考据家宗旨，主于训诂名物，其派有二：在经者为注疏家，(略)在史者为典制家”。对于后者，只是一笔带过，对于前者，则不惜笔墨⑥，虽然说“文学家读书议礼，亦未尝不用考据”，并引姚鼐语，所谓“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夫何病哉！”但其主旨，仍在论述考据注疏之学对于文学的负面作用。如引《汉书·艺文志》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引吴汝纶书信，“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经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皆于文体有妨”。又引梁章钜语，从著述家与考据家出现的先后论述前者优于后者：“著作始于三代，考据起于汉唐注疏，考其先后，知所优劣矣。著作如水，自为江海；考据如火，必附柴薪。”⑦林纾也站在文学创作和鉴赏的立场批评当时大学中文学考据化的破碎倾向，斥章太炎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勿讲”⑧。朴学大师章太炎则区分经儒与文士，以为“经说尚朴实，而文辞贵优衍”，“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⑨。钱基博也称，“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⑩。在当时的环境中，太炎学说一派已经占据强势地位，姚永朴、林纾的言论，并不能引起关注。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进北大任文科学长，带入一大批“新人”，这些人多是原来《甲寅》、《新青年》的撰稿人，因“文学革命”得名，在世人心目中属于“文士”，对于大学来说，是一股外来力量，与现代大学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合。蔡元培引进陈独秀，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新青年》的“新”来攻伐老北大的“旧”，以思想革命作用于学术领域，借助现代刊物的动员力量来表明立场、打开局面。人们多能看到“一校一刊”结合产生的巨大力量，往往忽略了二者冲突的一面。大学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则，“新人”倘若不能适应新环境，顺利实现文士向学者身份的转化，往往难立足。因此，这批“新青年”初进北大，学术上均遭不同程度质疑。 据罗章龙回忆，蔡元培宣布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之初，“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他们的‘理由’之一，是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也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音韵训诂，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说话，说他在文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辞，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11)。陈以爱曾据此分析当时的学风，一来当时只有“训诂音韵”、“文学考据”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问，在北大文科中，考证之风已经形成，二来章太炎已然成为该领域的学术权威，其学术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12)其实，罗章龙文中所谓的“遗老遗少”，就包括部分章门弟子。 李大钊之进北大，是章士钊提议，蔡元培、陈独秀引入，据章氏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13)。由于现代大学的研究化、专业化特质，对于从业人员的学历和专业学术成果均有要求，李大钊其时两者皆无，自不免遭人轻视。当然，章士钊此文撰于1951年，具有时代烙印，认为“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不免有误，当时北大文科中欧美留学生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引领风气的正是多留学于日本的太炎门生。 在这批“新人”中，转型最成功的是胡适。一来因为他是留过学的“洋博士”，学术方法上更“现代”、更“科学”，二来他也积极适应当时学风，虽因提倡文学革命而名震海内，但迅速转向国故学的研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学的研究”，打造其“新知深沉”、“旧学邃密”(14)的“新式讲国学者”形象，获得老人们的尊重。胡适初进北大，学问也一度遭到学生质疑，后来能够在北大立足，重要原因便是他不信任上古史料的“裁断”，外接西方“科学精神”，内续清代辨伪传统，(15)与当时学风有相合之处。蔡元培1918年在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也刻意强调胡适在材料辨伪上的“汉学”工夫，有意无意地将胡适说成是“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16)。胡适自己在次年的《再版自序》中，称做这部书最要感谢的学人，过去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荣，近人中是章太炎，北大同事中则是两位太炎门生钱玄同和朱希祖。胡适所提及的学人中，健在的正是章门师弟，这都很可以反映当时的学风和胡适的态度。(17) 罗家伦以北大学生的眼光，观察到胡适“回国第一年的工夫，拼命的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道，的确下过一番苦功”，初到北大时，“胆子还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很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18)。胡适态度的转变，固然有罗家伦所分析的成分，是借助外部思想、文学变革的力量作用于学术，但其学术本身站稳了脚跟当是更重要的原因。 刘文典早年参加革命，认同新文化运动，是《新青年》早期撰者之一，被陈独秀引进北大后，却“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这一部大书”，被胡适称为“可以不朽”(19)。刘文典虽然对于自己的学术颇为自信，且“做过校勘的工夫”，但“素来无人晓得”，所以初做此书时，“就有人听了冷笑”(20)。他急于出成果，以乾嘉学人之法治《淮南子》、《论衡》、《庄子》(21)，正是要展现自己的学术能力，“挂招牌”(22)，确立学术地位。也正是因为此书的出版及胡适的“逢人说项”，使得刘文典“薄有虚名”(23)，确立了学术地位。 因没有学历而受伤害最大的是刘半农。他支持新文化运动，长于文学创作，周作人曾看过他的《灵霞馆笔记》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可诵读的散文，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但是现代大学注重的是学术研究而非创作，当时“英美派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24)。鲁迅忆文中也曾提到，刘半农不仅“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25)。后来到法国镀了一层金，获得“国家博士”后，才心安理得。 从大学教员更替的长远趋势看，正是学者、专家取代文士、通人，大学对学历的要求日益严格，以文学或社会批评见长者，往往被视为“浮华得名之士”。陈独秀最终被挤出北大，固有人事因素，但与他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政治批评，不措意于学术研究，在大学根基不深也有关系。鲁迅虽然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均有建树，且一直念念不忘“文学史”研究，但不能忘情社会，所以也只有为了“文章”而牺牲“学术”，虽一度在高校任教，终于离开大学，自由撰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