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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摩特在与艾什的通信中，曾经援引她十分推崇的贵格派教友对通灵术的描绘：“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物质主义者，谈及灵性上的事，除了我们所说的物质性证据，没有什么能令我们满足。”(187页)对此，艾什评论道，“一方面指责这个时代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一方面却又试图唤起一种完全物质化的灵性，这真是严重的逻辑匮乏。”(188)显然，拜厄特借由艾什之笔揭示出通灵论本身所含有的悖论性。小说中，灵媒利兹夫人在其自传《阴影之门》的附录中列数了她面向公众举办的关于通灵术的演说题目：《通灵术与物质主义》、《肉身显现与灵光》以及《站在门槛上》等(425页)，从中不难看出通灵术所具有的双重性(拜厄特在小说中经常使用门槛、门廊等意象指代生与死的交界，古凯尔特人相信这是来自灵魂世界的使者现身的地带)。亚力克斯·欧文(Alex Owen)指出，通灵论者将他们对物质性的理解延伸至精神维度，相信可以通过严格的实证方法证明灵魂的物质性存在。④可以说，通灵论思潮以一种悖论的方式折射出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对维多利亚人精神物质观的影响。 小说中，有关艾什与拉摩特第一次会面的记载就引入了与通灵术有关的主题。拜厄特虚构了艾什与维多利亚时代著名日记作者克拉布·罗宾逊(Crabb Robinson)的朋友关系。历史上的罗宾逊因其与19世纪众多文化名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尔律治以及德国诗人歌德、席勒等)的密切关系而为人所知。他于1869年出版的《日记、回忆与通信》(Diary，Reminiscences and Correspondence)一书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与浪漫派诗人及其他作家、艺术家及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的交往经历，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小说中的罗宾逊在1858年6月的一份日记中，记述了他在家中召集的一次文人聚会，而艾什与拉摩特、拉摩特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好友布兰奇以及经济学家瓦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等都是聚会的参与人： 我们也讨论了所谓的“显灵”，拜伦夫人曾经心有所感地给我写信谈及这类事情。我们也提到斯托夫人，她声称曾经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灵魂有过交谈。尽管格拉芙小姐只偶尔插几句话，但她热切地表示，她相信这样的事情能够并且的确发生过。艾什说他需要确定无疑的实验证据才能相信，不过在他看来，那大概遥遥无期。白哲特则说，艾什诗中对麦兹默信奉精神干预的描述，可以表明他并非如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严格地按照实证科学的原则进行创作。艾什回答说，历史想象需要作者对人物精神世界的一种诗性认同，他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现在面临着一种风险，无法明确自己究竟相信什么。所有人都询问拉摩特小姐对那些敲击桌子的幽灵的看法，她拒绝表达观点，只是回之以一个蒙娜丽莎式的微笑。(29页) 这段描写中有关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讨论显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的“通灵热”现象。据史料记载，《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作者哈丽叶特·斯托因爱子亨利夭折而寻求灵媒帮助，以期与爱子亡灵交流，此后对通灵术的热情一直有增无减。她曾多次致信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与其探讨通灵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并声称自己曾经亲眼见到《简爱》(Jane Eyre)作者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ё)的鬼魂。对此，爱略特在回信中写道： 关于席卷美国的招魂术热潮，你对其根源的分析具有一种深刻的感染力，即，这是一种因挚爱的亲人逝去而发出的悲痛之声，如同圣经中的拉结，因丧亲之痛而悲泣。但关于招魂术(当然，我是指通过敲打桌子或自动书写等方式与亡灵进行交流)，就我在大洋此岸的了解而言，它像是一种贬损心灵的愚蠢之举，在对证据的判断方面十分轻率，又或者说是一种无耻的欺骗。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