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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侦查”——从“推理小说”看埃德加·爱伦·坡的社会意识(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 李兴文 参加讨论

    三、埃德加·爱伦·坡的社会:充满问题的世界
    作为一位浪漫主义作家,坡惯于在故事中采用“移置”(displacement)的手法,即常常把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设置在遥远的地方或久远的年代。“推理小说”之一《玛丽·罗杰疑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故事是基于对被害的纽约女孩玛丽·罗杰斯(Mary Cecilia Rogers)展开的调查而创作的。然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却是巴黎女孩玛丽·罗杰。戈丁斯(Robert Giddings)也认为,坡笔下的名侦探迪潘虽然身居巴黎,却表现出了很强的“美国性”,具有很强的美国特征。(Giddings,1987:97-98)因此,将坡的“推理小说”与他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结合起来,找到并研究其中的关联,对于证明坡的社会意识很有必要。
    翻开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坡在“推理小说”中所探讨的社会问题与他本人生活的美国社会的问题有着很强的对应性。“推理小说”的重要主题——犯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剧,大量人口迁入城市,同时各国移民大量抵达美国,社会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加。再加上这段时期的数次经济危机,美国社会的犯罪率呈快速上升趋势。有记录显示,19世纪40年代,仅拥有8000人口的洛杉矶县在15个月中就发生了44桩谋杀案,而这个数字超过了独立前90年内宾夕法尼亚所有谋杀案数量的总和。(Schelesinger,1980:ⅩⅣ)也正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了美国两大监狱系统——宾夕法尼亚制和奥本制。因此,有人曾用“犯罪丛生,无法无天”(Mckenzie,1989:23)来形容当时的美国社会。由此看来,坡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了5篇“推理小说”绝非偶然。当时的社会现实为坡的创作做好了铺垫,而“推理小说”对犯罪问题的关注也让读者有机会看到了坡关注社会的一面。
    在“推理小说”中,以警察局长G—为代表的警察队伍肤浅无能,受到了坡的冷嘲热讽。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也确实存在。美国的警察制度创建于1839年,而坡的迪潘系列中的第一则故事《毛格街血案》创作于1841年。显然,当时坡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了初生的美国警察制度的诸多不足,这也很可能是他当时创造出迪潘这样一位“神探”来实现社会正义的初衷。当时的美国在录用警察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正式的培训,只要缴纳300美金,哪怕有犯罪记录也可以成为警察。(Walker,1992:8)这样素质的一支警察队伍,加上政治上对其运作的干预,促使美国警察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低效。(Walker,1992:8)
    坡在“推理小说”中抨击的另一个执法机构是法庭。《“你是凶手”》中对于当地法庭的无能与武断可谓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也正是坡生活的时期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19世纪初,美国的司法制度还很不成熟。法官在裁决前几乎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可以遵循,他们唯一能参照的只有当时的道德标准。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地区,“小镇上所有的道德准则与民法和刑法无异”(Pole,1979:81)。法官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专业知识,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培训,也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Mckenzie,1989:42)可见,《“你是凶手”》中草菅人命、缺乏职业素养的法官形象并不仅仅是出于坡的想象。
    在坡的故事中,一旦案件爆发,各家报纸争相报导,并针对案情做出各自的推断,在一定的程度上再现了美国当时报业的繁荣。19世纪初,美国共有200家报纸。随着印刷技术的革新及运输方式的改进,到30年代,美国报纸的数量达到了1200家(Mott,1962:167),并在40年代迅速增长到2500家(Sloan,1993:124)。正如坡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的报纸都热衷于报导犯罪并参与案情分析。很多报纸甚至设有专门的“警察—法庭”专栏。(Mott,1962:239)然而,这些报纸并非着力于准确传递事件真相,其报导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为了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很多报纸一味地追求扩大发行量以获得更大收益,却不惜牺牲事实真相。这些报纸“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反映这个世界,只传递它们的所有者倾向于报道的某些事实”(Christians,1991:113)。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报界,缺乏诚信、歪曲报导之风盛行。
    在《玛丽·罗杰疑案》的注释中,坡曾把故事中倍受讥讽的巴黎各家报纸与纽约的报纸一一对号,如故事中的报纸L'Etoile对应New York Brother Jonathan,Le Soleil对应Saturday Evening Post,等等。关于歪曲报导这一点,坡本人就曾有过明确表态:“报纸的观点有失诚信”,而且“很难否认,整个报业都有不实报导”。(Poe,1984:443)只要将坡的这一评论与他在“推理小说”中呈现的报纸相联系,他的社会意识即不证自明。
    在“推理小说”中,坡通过古德菲罗、佩尼费泽的朋友,特别是警察局长G—等人物的塑造揭示了人性的虚伪。其实,坡所生活的美国社会为这些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最重要的背景和素材。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北方的很多地方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城市的繁荣与工厂的较高薪酬促使很多人离开农场来到城市。面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人们更加注重实际,注重物质,人际关系也变得相对冷漠。对这个时期的美国人,外国评论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做出过这样的感慨:“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人[像美国人这样]如此钟爱金钱。”(Boyd,1998:155)他们非常注重经济利益,甚至有时候付出了“牺牲精神世界与道德标准提升”的代价。(Boyd,1998:155)这样的历史背景为坡对虚伪的人性进行刻画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
    在“推理小说”中,坡呈现了以侦探和罪犯为代表的善恶之争,暴露了以警察和法庭为代表的法务部门的低效与无能,报纸的哗众取宠、背离诚信,以及人性的虚伪,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坡所生活的19世纪美国社会的缩影。可见,坡的“推理小说”所呈现的不仅只是扣人心弦的探案情节,其意义也不仅只是开创了“侦探小说”之先河,它们已成为体现坡社会意识的重要载体。
    1841年纽约女孩玛丽·罗杰斯(Mary Rogers)遇害,各家报纸争相报导并积极推理案情。很快,坡就据此创作了《玛丽·罗杰疑案》并在注释中明确表示,他写作故事的目的就是要“调查该案件的真相”(Poe,1981:311)。可见,坡并非像传统评论所认为的那样远离现实社会。他创造的以迪潘为代表的侦探形象不仅成为后世侦探小说“神探”人物之源,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塑造这样一位侦探来弥补当时司法制度的不足,以有力打击社会中日益攀升的犯罪现象,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坡对自己所生活的19世纪美国社会的极大关注,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本文的写作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真正的埃德加·爱伦·坡,也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对于通俗文学作品,我们都要进行实际的考察和研究才能下结论,决不能盲从,这一点在后现代时期文学面对大众、注重通俗文学研究的背景下是值得关注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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