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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理小说”中的社会：善恶之争 在“推理小说”中，坡描绘了一个犯罪频发的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设有警察局、法庭等执法、司法机构，但并不能保障人们的安全。即使在政府中，邪恶的力量也能偶尔占据上风。面对法务部门的软弱无能，坡诉诸业余侦探的个人努力来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在所有的“推理小说”中，业余侦探和罪犯分别成为正义与邪恶的代言人。由于这些故事多数直接取材于当时的新闻报道，因此“推理小说”中描绘的善恶之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坡的社会意识。 坡一生凄惨，历经坎坷。在他生活的世界中，善恶两股势力持续交锋。对于他而言，邪恶意味着疾病与死亡(Poe，1945：34)，因为是它们夺走了他深爱的妻子的性命；邪恶也意味着亲人间的残酷与冷血，因为它们正是养父剥夺他的继承权时最重要的表现(Poe，1945：2)。在坡看来，科学和机械革命也是邪恶的象征，因为它们“毁掉了自然之美”，并且“使生命中的一切关系变得粗俗”。(Marchand，1991：111)然而，坡的世界也并非只有“恶”。与之相对的是亲人之间的挚爱与扶持，而这正是“善”的代表。 生活的苦痛促使了坡对于这个世界不断思索，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在坡看来，地球是一个堕落的星球，地球上并不存在完美。(Wilbur，1985：54)世界上存在两股不可分割的势力——善与恶。人类的生活就是善恶共存的过程。在吸引(即重力)与排斥(即电)的作用下，整个宇宙因循着生、死、重生的周期运行。坡认为，社会中的“恶棍”就是宇宙中邪恶的代表，而与“恶”共存的是社会中“善”的力量。 在“推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黑暗”的意象就是“恶”的最好象征。这些故事中有三则(《毛格街血案》、《玛丽·罗杰疑案》、《“你是凶手”》)是围绕谋杀而展开的，而在另一则故事《金甲虫》中，谋杀是最重要的背景。几乎所有的谋杀都是在“黑暗”的笼罩下进行的。在《毛格街血案》中，母女被谋杀的时间是“早上三时左右”(坡，2013：7)，显然当时的毛格街处于一片黑暗之中；《玛丽·罗杰疑案》的女主人公玛丽也被害于四周一片漆黑的夜晚；在《“你是凶手”》中受害人夏特先生星期六早早地出了门，当时天未大亮，而他也很快毙命；在《金甲虫》中，根据勒格朗的推断，海盗基德为防止泄密，将参与埋藏财宝的助手全部杀害，而这一切也很可能是在暮色掩护下发生的。 其实，在坡的笔下，与“黑暗”这个意象相关的不仅只是谋杀，罪犯本人也经常与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玛丽·罗杰疑案》中的凶手是一位海军军官，他最突出的外貌特征就是“皮肤黝黑”，且“皮肤黑得非同一般，足以让瓦朗斯和德吕克太太过目不忘，只记得这肤色特征”(坡，2013：53)。也正是这一显著特征成了迪潘探案的重要线索。《失窃的信》中D—部长希望利用所窃取的机密文件获取更大的权力，这个人物与“黑暗”的意象之间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联系。首先，坡仅用了一个字母“D”来命名这个人物，而这个字母正是“黑暗”(darkness)一词的首字母；在窃取了书信后，D—部长还将其中的“小红印章”改得“又黑又大，印着D—的名字的首字母”(坡，2013：106)；故事中还提到了他的一个习惯，“经常整夜不在家”(坡，2013：95)，而夜晚正是黑暗笼罩世界的时刻。由此看来，在坡的“推理故事”中，“黑暗”的意象与罪犯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代表了罪犯残酷冷血的本质。 除了罪犯之外，与“黑暗”的意象紧密相关的还有侦探。迪潘，这位在多个故事(《毛格街血案》、《玛丽·罗杰疑案》、《失窃的信》)中大显身手的侦探就经常出现在黑暗的场景中。侦探存在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战胜邪恶。没有邪恶，坡似乎就没有必要创造侦探了。在《毛格街血案》中，坡就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了迪潘与黑暗的关系： 我的朋友[迪潘]为了深夜的魅力而偏爱深夜，这是他的一个怪癖，除此之外还能称作什么呢?……夜神不会永远伴随我们，但是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天刚刚破晓，我们就统统关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点上一对小蜡烛，加上浓烈的香料，这时候就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凭着这些微光，我们就这样沉湎在梦想里——写字，谈心，看书。等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光临的时候，我们才臂挽臂地游走大街小巷，或者是继续日间的话题，或者是到处游荡，走得老远老远，逛到深更半夜。(坡，2013：4) 迪潘惯于白天在黑暗中沉思，夜晚常常与助手走上黑暗的街头继续探寻案件的真相。《失窃的信》就是以“一个非常萧瑟的傍晚，天刚黑之后”(坡，2013：92)迪潘在一间黑暗房间里沉思开始的。警察局长登门拜访，迪潘本有意将灯芯挑亮，但对方一说明来意，他就改变了主意，并提议就在黑暗中交谈。可见，在坡的“推理故事”中，“黑暗”的意象不仅暗示着“恶”的存在，也同时为侦探冷静思考、推理案情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暗示着侦探的存在就是为了战胜邪恶。因此，“黑暗”的意象强化了侦探打击社会不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的正义守护者的形象。 在“推理小说”中，分别作为善、恶的代表，坡主要在三个方面呈现了侦探与罪犯的较量：追求、智力与行为。 善恶争斗首先表现在他们在追求方面的巨大差异。罪犯试图牺牲他人利益甚至性命满足一己私欲。然而他们践踏社会秩序的行为遭到了侦探的抵制。但见为非作歹，侦探必全力以赴，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秩序。因此，善恶之争其实就是维护与破坏社会秩序的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 在卑劣人性的驱使下，罪犯总是为满足个人的欲望而犯下恶行。《失窃的信》中的D—部长野心不断膨胀，无耻地窃取了王后的信件。有了这封信，他就能行使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然而，他的行为不仅背叛了自己的职务，控制了王后，还将政府置于危险之境。《玛丽·罗杰疑案》中女主人公之死完全是因为罪犯意欲占有她的野心极端膨胀。挽回爱情无望，他的满腔热情瞬间化为愤怒，杀死了她。《“你是凶手”》中的查理·古德菲罗曾经受到夏特先生的慷慨相助，但他恩将仇报，为谋夺钱财而杀死了这位“最亲密”的朋友。《金甲虫》中的基德船长是海盗之首，虽然故事对他没有直接描述，读者还是能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巧取豪夺，杀人无数，在夺取了一笔财宝之后，残忍地将助其隐匿财宝的同伙杀害。 与罪犯相反，“推理小说”中侦探的追求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首先，坡笔下的侦探总是费尽心力，探得案件真相，使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分析了大量对此案的报纸报导，可谓孜孜不倦，最终找到了罪犯；在《失窃的信》中，他不仅绞尽脑汁，而且还不顾自身安危当着这位“什么都敢”(坡，2013：94)的D—部长的面替换了书信，最终导致了罪犯的落网；在《“你是凶手”》中，尽管古德菲罗老谋深算，迷惑了几乎所有的小镇居民，但侦探还是凭着敏锐的洞察力探明了真相，并设下陷阱，最终迫使古德菲罗招供。此外，“推理小说”中的侦探还致力于解救受冤屈之人，实现了社会公正。在《毛格街血案》中，通过找到案件的真凶，迪潘就将阿道夫·勒·本这位被冤屈的银行职员从监禁中解救了出来；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又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努力，证明了博维和曼纳斯这两位怀疑对象的清白；而《“你是凶手”》中的侦探也帮助了受冤屈的佩尼费泽重获新生。因此，在惩处罪犯、解救受冤屈者的过程中，侦探们实现了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正义的目标。 除了追求上的差异，侦探和罪犯更多的是在智慧上的较量。《失窃的信》中的D—部长被称为“既是诗人又是数学家”(坡，2013：102)，具有非凡的推理能力。他一眼看到手持书信、面露窘色的王后，很快就掌控了事情的全局。他迅速替换了书信，并以此掌控了更大的权力。D—部长同时也是一位心理专家。他深知最明显的地方恰恰是保存书信最安全的地方，就把它藏在了卡片架上，因此就逃过了巴黎警察的搜查。尽管这封书信极其重要，他故意把它“弄得非常的脏，并且还给揉破了”(坡，2013：106)，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可见，他很好地掌握了警察的心理，致使警察们束手无策。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迪潘这样一位推理能手面前，D—部长只能是注定失败。罗伯茨(James L.Roberts)曾对迪潘高超的推理能力做出过如此的评价： 总而言之，迪潘先生拥有一个纯粹诗人的直觉，近乎无所不知。他几乎是“梦出”了解决办法。他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是，以己之智猜度对手的想法，凭借这种方法他就能明白对手在想些什么。(Roberts，2013：38) 通过“进入”D的大脑，迪潘推断，作为一名老于世故的大臣和野心勃勃的政客，D—肯定能意识到警察惯常的调查方式——半路伏击、彻查住处等。基于警察搜寻无果的事实，迪潘判断D—一定是把书信藏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而非“他旅馆里最偏僻、最奥妙的隐蔽的角落”(坡，2013：104)。正因如此，迪潘第一次造访D—的府邸就发现了这封信的位置，并在第二次成功获取。在《毛格街血案》中，迪潘的这种“进入”罪犯大脑的能力也使他在调查中游刃有余。他通过揣度猩猩主人的想法找到了案件的关键线索。而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通过揣测受害人和谋杀犯双方的想法最终揭开了案件的真相。 除了推理能力之外，侦探的谨小慎微与罪犯的故弄玄虚也成了善恶斗智的重要体现。《“你是凶手”》中的古德菲罗就是这样一位狡猾之徒。为了夺得夏特先生的钱财并向佩尼费泽报仇，古德菲罗杀害了自己的朋友。为了揭示他狡猾虚伪的本质，坡特意用“古德菲罗”(Goodfellow)为他命名(英文“Good fellow”意即“好人”)。当夏特的马没有带上主人独自回来时，古德菲罗悲伤不已，让大家看到了一位“好朋友”正常的反应，进而获得了雷特波热镇所有人的信任。为了报复佩尼费泽，古德菲罗也别出心裁，尽显狡猾本质。在故事中，他似乎一直在为佩尼费泽辩解，而实质上却一步步地把他推向谋杀的阴影。在为佩尼费泽辩解的过程中，他有意提及他是夏特的继承人，就是为了让人想起夏特曾扬言要剥夺佩尼费泽的继承权，这就使佩尼费泽变得更加可疑。在找到那把被认为属于佩尼费泽的带血的凶器时，他故意“企图将它塞进口袋藏起来”(坡，2013：112)，这一举动不仅让人觉得他是为了“保护”佩尼费泽，而且还将他进一步推进了谋杀的阴影。他一面叫嚣着要保释佩尼费泽，一面又将受害人的皮夹放进了佩尼费泽的房间。总之，在整个故事中，古德菲罗一直戴着真诚与慷慨的面具。然而，他的故弄玄虚终究没能逃脱侦探睿智的双眼。尽管《“你是凶手”》对侦探的直接描写不多，但他的洞察力并不输于迪潘。就在雷特波热镇所有的人都被古德菲罗欺骗时，这位侦探关注到了罪犯生活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的过度“坦诚”以及日益增大的开销等。可见，侦探的谨小慎微与罪犯的故弄玄虚是善恶双方在智力上的又一次较量。 此外，“推理小说”中侦探和罪犯还在知识层面相抗衡，也是善恶争斗的重要体现。坡笔下的侦探和罪犯都具有较渊博的知识。例如，《失窃的信》中D—部长对于警察办案的程序和方法了如指掌，轻松就使巴黎警方一败涂地。《“你是凶手”》中的古德菲罗将小镇上的居民玩弄于股掌之间，称得上是位心理专家。即便是《金甲虫》中的海盗基德也拥有超高的智商，因为他通过设置复杂的密码将财宝隐匿数百年之久。尽管如此，坡笔下的侦探却更胜一筹。迪潘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侦探。他第一次遇见自己的助手恰逢在图书馆寻找一本稀有的书籍。他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夜以继日地阅读。长时间的阅读使迪潘视力受损，因此他戴上了眼镜，书已经成为他的“唯一享受”(坡，2013：3)。正是阅读丰富了迪潘各方面的知识。在《毛格街血案》中，迪潘对生活在东印度群岛上的猩猩了如指掌，似乎就是一位动物学家；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对于尸体在水中沉浮的原理分析得头头是道，堪比物理学家。此外，《“你是凶手”》中的侦探惟妙惟肖地模仿了死者的声音并迫使罪犯招供，堪称口技能手，而《金甲虫》中的侦探勒格朗成功破解了普通人看似无法解读的藏宝图密码，俨然就是位语言专家。 正是为了满足私欲，罪犯们犯下了种种暴行，他们谋财害命，巧取豪夺，践踏了人的尊严，使世界陷入了混乱，高智商使他们能够把这一切做得不露痕迹。而这一切受到了侦探的强烈抵制。他们坚守正义，维护人的尊严，使秩序与和平又重回社会。这也正体现了善恶两股势力在行为上的针锋相对。 对于坡塑造的侦探具有正义感这一点，有人曾有所质疑，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迪潘对待金钱的态度。在这些故事中，迪潘经常担心那位不讲信用的警察局长G—先生拒绝付给他足够的报酬。而且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的确从巴黎警察局获得了三万法郎的酬劳，而在《失窃的信》中他的酬劳是五万。第二个反对理由来自他与罪犯及受助对象之间的关系。例如，迪潘就声称《毛格街血案》中因被疑谋杀而遭拘禁的银行职员勒·本曾给他帮过忙。此外，在《失窃的信》末尾，迪潘提到D—部长曾在维也纳“做了一件对我非常不好的事”(坡，2013：107)。因此，看起来迪潘在故事中努力探案，找出真凶，解救受冤屈者，似乎仅仅是出于私人恩怨。第三个反对理由基于迪潘对探案过程的极大痴迷。他承认分析案情中“自有乐趣”(坡，2013：4)，他在故事中的所为似乎仅仅是出于个人兴趣。 其实，所有这些理由都无损于侦探作为社会正义维护者的形象。首先，故事创作的社会背景不容忽视。“推理小说”均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在工业革命及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注重物质。坡没有必要也不能将自己笔下的侦探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相反，迪潘关心酬劳及其与勒·本的私人关系倒使得这个人物形象更接近坡生活的社会，因而也更可信。再者，迪潘对于酬劳的关心也从侧面折射出了警察局长G—先生缺乏诚信的一贯做派，在一定程度上讽刺了当时社会的言而无信和尔虞我诈。其次，迪潘对于探案的极大兴趣也无损于他的正义感，因为正是他对探案的极大兴趣和专注引领了他探明案件的真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