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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理小说”中的社会：问题种种 作为一名迷恋“梦境世界”(Wilson，1991：30)的作家，坡一般被认为是远离现实世界的。有很多评论家认为，“坡与现实没有任何关联”，“他的作品与任何人的生活都没有外在或内在的联系”。(Wilson，1991：30)即使是对坡颇为赞赏的萧伯纳(Bernard Shaw)也认为坡具有“远离普通老百姓、人物和地点均不具有现实性”(Hutcherson，1991：151)的缺点。所有的这些指责有可能来自于对坡的“怪异小说”(grotesque tales)产生的印象。而坡在“推理小说”中所探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恰恰证明了其对19世纪美国社会的关注。 坡在“推理小说”中呈现善恶争斗的同时，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社会生活全景图，其间包括政府部门(主要是警察和法庭)的运作、新闻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坡笔下的社会充满了种种问题。疑案出现，警察们往往只能“茫无头绪”(坡，2013：12)。找不到真凶，他们便随便找个替罪羊草草收场。法庭断案往往缺乏足够的证据，判决有失公正。各家报纸似乎对解决疑案颇有兴趣，但总是发表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实，它们最关心的无非是通过哗众取宠来增加发行量。坡在“推理小说”中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是其具有社会意识的最有力的证据。 在“推理小说”中，坡在呈现侦探通过个人努力捍卫社会正义的同时，也揭露了警察局、法庭等政府法务部门的无能。 在侦探迪潘的三则故事中，巴黎警察局的办事效率极其低下。每次接到报案，他们都毫无头绪，一片茫然，要不就是启用“一大套办法”(坡，2013：12)，却没有任何收获。一旦侦查陷入僵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悬赏捉拿。悬赏无果，就将赏金翻倍。正是因为他们的低效，巴黎警方经常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 警察低效的首要原因就是他们往往忽略案情细节，而细节恰恰是揭开谜团的重要线索。在调查“毛格街血案”的凶手如何离开现场这个问题时，由于房间门窗均被反锁，警察们又一次束手无策了，只能判定凶手不是从门窗逃走的。然而，他们的结论又一次被证明是草率的，因为迪潘发现了其中的奥妙：窗户上的插销虽然表面看似无异，其实已经断裂，凶手从窗口逃脱后，在弹簧的作用下窗户关得严严实实。警察没能注意到断裂的钉子，就排除了凶手夺窗而逃的可能。因此探案一开始他们就把自己的推理建立在了错误的前提下。其次，探案思维模式陈旧是导致警察无能的第二个因素。在《失窃的信》中，坡就借迪潘之口对巴黎警察的探案程序做出了评价。“这些措施……本来都是好的……它们的缺点就是在于对这个案子以及这个人不适用”(坡，2013：100)。警方在D—的住处寻找失窃的信时，把他当作了智力平平的普通人。然而，D—作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对警方的调查程序早已了如指掌。而警方并没有考虑到他身份的特殊性而相应调整思维模式和探案方式，因此只能无功而返。在《毛格街血案》中，警方一直纠结于“动机”这一犯罪学中常见的概念。他们认为任何犯罪必有动机。此时恰好有个巧合似乎让谋杀案的“动机”浮出水面——三天前受害人曾经从银行职员勒·本手里接过四千法郎。这就让巴黎警方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无辜的勒·本，并很快将他拘禁。警察的另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他们的肤浅本质。在这一点上，警察局长G—就是最好的代言人。这是一个更注重用手而非用脑来调查案件的人。一接到搜寻失窃的信的命令，他立刻的反应就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住的旅馆”(坡，2013：95)，而非考虑调查对象的特殊性。搜寻无果之后，他甚至两次半路拦截D—，并对其搜身。再次失败后，他依然没有反思自己的探案方法，再次搜查了D—的住处。实际上，G—天生不擅长深入地思考问题。在《失窃的信》中，当他登门向迪潘求助时，迪潘提议在黑暗中交谈，这一提议却被G—称为“怪主意”(坡，2013：93)。其实，“黑暗”涵有安静与冷静的意思，有利于人们客观冷静地思考问题。也正因如此，迪潘这位探案能手经常在“黑暗”中思索。显然，G—根本没有意识到沉思的重要性，因为他“习惯于将超过他理解能力之外的一切事情叫作‘怪’”(坡，2013：93)。 坡在“推理小说”中严厉批判的另一个司法部门是法庭。在《“你是凶手”》中，面对古德菲罗提供的所谓“证据”，法庭就决定立即处死佩尼费泽，结果证明这一判决是非常草率的。面对古德菲罗的一番花言巧语，法庭本该搜寻夏特的尸体及其丢失的钱财，以找到查获真凶的进一步线索。然而，法官非但没有搜索，反而一发现马胸口中的子弹“属于”佩尼费泽，就拒绝接受任何进一步的证据并立即宣判。可见，法庭既缺乏探寻真相的敏锐洞察力，又缺乏惩恶扬善的责任心，这正是它陷入古德菲罗圈套的重要原因。 作为在坡的时代迅速崛起的传媒，报纸在“推理小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毛格街血案》中，是《论坛报》对案情作了总体介绍，而迪潘正是在《世界报》上刊登广告，黑猩猩的主人才被诱入圈套；而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探案正是基于对报纸报导作了几番深入分析而展开的。然而，在“推理小说”中，报纸的形象并非完全正面。各家报社为吸引读者经常在报道中歪曲事实。对此，迪潘就曾提及过“那些报纸的无稽之谈”(坡，2013：14)。在《玛丽·罗杰疑案》中，坡就曾借迪潘之口如此评价过报纸： 咱们应该记得，报纸的目的，一般不是去探讨事情的真相和原因，而是想制造舆论和炮制观点。只有碰到后一目的看似和前一目的相符，才追求后一目的。(坡，2013：36) 可见，在坡的“推理小说”中，报纸并非正义的守护者。它们所关心的只是通过哗众取宠来扩大发行量，并最终获利。为了一己私利，它们不惜牺牲事实真相与公平正义。因此，报纸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正是坡揭露的又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坡的“推理小说”堪称描绘了一幅19世纪美国社会的众生百态图。人性的虚伪是他在这幅图画中着力渲染的另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当仁不让是伪君子的代言人。他的探案能力低下，一遇到困难就向迪潘求助，却从不承认自己能力糟糕。例如，重要书信失窃，他一筹莫展，照例登门求助于迪潘。然而，就在他们谈话前，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案子也确实非常的简单，我觉得根本就没有疑问，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得八九不离十”，并声称自己登门造访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知道“迪潘或许也愿意听一听其中的详细情节”。(坡，2013：93)非但如此，G—的为人还严重缺乏诚信。每次迪潘助其破案之后，他都以迪潘插手警方事务为由对其冷嘲热讽，而且非常不乐意践行承诺付给迪潘悬赏金。此外，G—还虚荣心十足。他着力调查“玛丽·罗杰案件”仅仅是因为探案未果会导致自己的荣誉和名声受到严重威胁。他多次对D—的住所仔细搜查，一是因为悬赏金丰厚，二是因为担心失去自己现有的职位。虽然身为警察局长，他所关心的并非社会公正，而是一己私利。其实，在坡的“推理小说”中，虚伪的本质并非D—的个人专利，而是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散播。《“你是凶手”》中的古德菲罗以及佩尼费泽的朋友们等均是虚伪人性的典型代表。 总之，在“推理小说”中，坡无情地嘲弄了以警察和法庭为代表的司法制度的低效与无能，鞭笞了报纸的缺乏诚信，在描绘众生百态的同时揭露了人性的虚伪。这些事实证明，坡并非如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远离现实社会的，“推理小说”也并非只是用以取悦读者的敷衍之作，相反，它们是坡具有社会意识的最好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