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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和其后作为全书收尾的十二章是由初稿中一章修改拓展而成，而且初稿和改稿都保留了下来。研究者们注意到，原稿有些匆促地奔向喜结良缘的大团圆结局，而修改稿放慢了节奏。⑩修改的最重要效果是使安妮得到了长篇发言的机会，突出了她作为意见发布者的身份。她敏锐分辨“他们”和“我们”，一语道破“笔”和“书”的性别属性，确实构成一种思想突破。她言及男人的“持笔”特权时口风犀利，不被儿女私情所拘限，是辩论者立场鲜明的发言和成熟女性的深思熟虑的创见。难怪她的这番议论被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关注女性问题的读者和评者反复引用和论证。谈话不仅体现了安妮作为婚姻伴侣的质量，更投射出一种远远超逾当时淑女规范的新形象。我们有理由认为，她最重要的美德更多体现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这种勇敢突围，而并非麦金泰尔所强调的忠贞(constancy)。(11)安妮其实并不曾主张或赞美对男性的无条件忠诚——更不必说盲目的从一而终。她说女性容易固守旧情不值得羡慕，因为这很大程度源于她们相对狭隘的生活。她的“忠贞考”与其行动可互为佐证。我们看到，这位沉静的女主人公不但没有不假思索一概拒绝接触其他男性，相反曾努力拓宽交往圈，只不过她一直坚持从容而明慎地考察判断，一直忠于内心与外在的真实。也就是说，选择忠诚于初恋是安妮在思想和生活中谋求突围的结果，而不是将对特定男人的崇拜与忠顺作为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安妮作为思想者的分量超过了奥斯丁的其他女主人公。 不过，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安妮谈话在叙事中的另一个重要功用，即向温特沃斯传达信息。小说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她开口前已经决定要暗度陈仓。但是读者明确得知：她当时已欣喜地判明了温特沃斯的心态，而且正在考虑该“如何打消他的嫉妒心……如何让他了解到她的真实情感”(II.8)，还留意到他怎样借打牌一事申说自己“没怎么改变”(II.10)。换句话说，彼时彼刻安妮最最挂念的就是寻找机会向意中人表白心迹。 当时旅店客厅里还有其他一些人——坐在沙发上的两位妇女正大声议论年轻人的婚姻，温特沃斯在书桌旁埋头写信。其中一位太太是温特沃斯的姐姐，她发表意见说，如果年轻恋人不具备成家的经济条件便率然订婚，实为不智，父母理应尽力阻止。安妮听见，“她的眼睛本能地朝远处桌边望去，只见温特沃斯停了笔，抬起头，凝听着，随即，他转过脸，迅疾而忐忑地瞥了安妮一眼”。旁听者的反应揭示出室内诸人的空间距离都很近、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更近，而且他们时时刻刻都被对方的意识“雷达”锁定。 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安妮来到窗边开始和哈维尔谈话。讨论热切地进行，一个轻微的声响转移了交谈者的目光。循声望去，他们看见温特沃斯的“笔掉到了地上”，“安妮发现他离得比原来想的还要近，不觉心中一凛。她怀疑那笔之所以会跌落，是因为温特沃斯专注于他们俩，想听清他们的话。可是安妮觉得他其实根本听不清。”这一次作者安排女主人公直接忖度有关距离的问题，读者便不得不意识到，安妮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聚焦于那表面上的局外人，而温特沃斯其实是参与谈话的沉默第三者。(12) 作为十九世纪初年的大家闺秀，安妮不能径直走到温特沃斯身旁打开窗户说亮话。然而此刻爱人近在咫尺。她即使没有预谋，也不可能对机会毫无感知，更不愿再一次与幸福失之交臂。因而，她后来的言说，包括“笔”握在谁手的议论等等，既是与哈维尔说理论争，也是在向温特沃斯倾诉衷肠。联系到她赋予“笔”的象征意义，笔的掉落似乎暗示着恋人之间主导权的瞬间转移。平素寡言的安妮一反常态地侃侃而谈，说到最后心中五味纷陈：“女人的全部特权是……爱得长久，即使生命不再，或者希望尽失。” 如有些评论指出，该节对话“从结构上看是戏剧性的而非论说性的”，安妮的发声在更大程度上“不是为女性整体奋争，而是向温特沃斯倾诉衷曲的冒险一搏”；(13)“面向哈维尔的雄辩之论构成了女主人公向旁听者温特沃斯的爱情剖白”。(14)后者听罢便立刻写信再次求婚，证明安妮旁敲侧击的劝导十分成功。当然，坦陈一已心意与为女性整体代言两者并不必然冲突，完全可以一举两得。 奥斯丁曾把“劝导”和“影响”(influence)当作近义词相提并用(15)。归纳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劝导行为，不难看出在作者心目中“劝导/说服”作为有目的交流，乃是人际关系甚至人类生存的根本形式之一。小说结尾时安妮对“劝导”的多角度论说，虽然是人物之言，却也承载了奥斯丁关于这个问题的忧思。 通过对“劝导”的聚焦，奥斯丁揭示了人际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两面性——它可是束缚、陷阱，但更是个体最根本的生命支持系统之一。 在与《劝导》同时问世的《诺桑觉寺》(一八一八)里，persuasion或其同根词也频繁出现。其中有两段很耐人寻味。一是上卷十三章里自私的伊莎贝拉·索普用甜言蜜语恭维新结识的少女凯瑟琳，说她“心肠软、脾性好，最乐意听从亲朋好友之言”，企图借此哄骗后者任自己摆布。另一段出现在下卷四章，讲述的是天真的凯瑟琳要求亨利·蒂尔尼劝阻他哥哥追求伊莎贝拉，被更通晓世事的亨利当场拒绝了。亨利告诉她：“说服人可不是想有就能有的事”，而且他压根“不会去尝试说服(他哥)”。两段对话的语气都拿捏得极好，活灵活现体现了人物特征，又从不同角度入木三分地展示了各色人对“劝导”的理解和态度。《曼斯菲尔德庄园》(一八一四)另从其他方面丰富了对“劝导”的探究。那部小说中成功的劝导或是发生在半恩师半兄长的埃德蒙及其小表妹范妮之间，或是发生在事事插手的诺里斯太太和她慵懒退缩的妹妹贝特伦夫人之间。自然，更为一言九鼎的是姨夫托马斯爵士对范妮的种种居高临下的指点——“他用的词是‘劝告’，然而那却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劝告(advice of absolute power)”(II.11)。(16)这类事例清楚地告诉读者：劝导方和被劝者之间常常由于地位、财产、年龄、性别甚至个性差异而形成某种“势位”差，私人劝导行为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也存在丝丝缕缕的关联。此外，奥斯丁还点出了非语言行为的劝导效应。比如亨利·克劳福德在朴茨茅斯港的表现就比他的表白言辞更具说服力，几乎使范妮“相信(persuaded)”他确实有了改进。 把这些生动片段如拼图部件那样组合起来，便可大致看出作者对“劝导”多方位考察的全貌。在奥斯丁看来，不论行劝还是听劝，都必须持审慎态度，必要时可以批判劝者动机，可以抵制劝言主旨，就像安妮裁定拉夫人的价值观有错误。但是，形形色色的劝说时刻流转于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影响是人际纽带的必然后果，本身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完全去除。确实，即使安妮当年拒绝了拉夫人之劝，也并不意味着她就精神上“独立自主”了，相反只表明她可能是更多听信了温某人。(17)安妮最后把拉夫人当作唯一可贵的亲友郑重推荐给温特沃斯的姿态，连同她接续与史密斯太太的旧谊以及结识海军界新朋友的尝试，共同构成了打破小说开篇时的原子化孤立个人生存状态、重建人际关系的自觉努力。 奥斯丁小说书名中不时有抽象名词出现，如“傲慢”、“偏见”、“理智”、“情感”等，但是其中唯有“劝导”与动词关系密切，较多体现了作者所服膺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乎行动”(18)的理念。哈·布鲁姆考证说：“劝导”是“抽象概念”，“来自于拉丁语的‘劝告’或‘敦促’……本源可以追溯到‘甜蜜’或‘愉悦’”。(19)对西方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读者都知道，从亚里士多德起到奥斯丁生活的年代，伦理哲学一直与愉悦或快乐纠缠不休，也常常很不脱离群众地讨论“趣味”、“友谊”之类与形而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奥斯丁“敏锐检视当世种种现象并权衡其利弊，这绝非局限性的征象，而是表明她与休谟和吉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她对“劝导”的深度剖析可说是就谋财逐利商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本质和危机进行的饱含痛感的“哲学探究”(20)。不论“劝导”一词最终出现在书名里是奥斯丁本人的决定还是她去世后由家人做出的选择(21)，围绕那个关键词进行的反复辨析印证了作者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正是由于对社会变化以及传统人际纽带崩解的现实做出了敏锐而及时的回应，奥斯丁小说才能够在两百年后仍然吸引着、慰藉着同时也拷问着全世界的读者。《劝导》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安妮对个人情感的忠诚与坚守；同时又强调她“是无私的，有群体关怀的”(22)。然而，小说最见笔力之点，不是对主人公私人美德的赞颂，而是展示、探讨个人主体与他人共在的生存方式本身，是坚持让不可删除的人际关系得以“显影”并得到重视和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