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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如今已把这部作品列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义务教育部分”推荐书目，印数相当可观。由于这部“世界文学名著”采用的是寓言文体，要概述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非常困难。⑦一方面，寓言式的叙述使得这部作品据说看起来像是“深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读物”；另一方面，书中大量涉及的政治、宗教、哲学、历史知识，显然又不是“儿童”们感兴趣的东西。事实上，就内容而言，《格利佛游记》与比它晚出22年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属于同类性质，两者都是政制比较之书，差异在于，《论法的精神》推崇现代式民主政制，《格利佛游记》推崇古代式君主政制。不妨说，这两部书是崇今派智识人所推崇的现代式民主政制与崇古派所推崇的古代君主政制的品质对决。 《格利佛游记》中的主角格利佛是英格兰人，按书中所记叙的出海时间推算，他应该出生在“共和革命”之后、“光荣革命”之前，上过剑桥大学。《格利佛游记》以第一人称形式分4卷记叙了格利佛作为外科医生4次出海远行的奇遇。显然，格利佛作为英格兰现代知识人的身份是整个作品的支点，在他身后是被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视为人类理想政制的样本：英国式的自由民主政体。 格利佛第一次出海远航流落的地方是一个名叫Lilliputia(利立浦特)的“小人国”，因为那里的人渺小委琐，政体的品格也渺小委琐。无论是18世纪的读者还是今天的读者都能看出，这个“小人国”就是“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如今我们所追慕的两党政制，在格利佛眼里不过是高跟鞋党与低跟鞋党之间委琐的争权夺利，各自都得靠扫街拜票获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这种政体中，商业利益是唯一的政治动机，政治生活成了人的自然欲望的玩物。这种新式政体来自于基督教分裂导致的国家内战：为了摆脱宗教内战，英格兰最聪明的智识人(斯威夫特指的是霍布斯和洛克)设想出了一种以实现个人自由而非以实现美德为取向的政治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存自然性命及其私有财产。斯威夫特用“小人国”来指代英国的君主立宪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十分切合现代自由主义政制观念的品质——灵魂的渺小委琐。当然，在一个比如说伏尔泰这样的崇今派眼里，情形并非如此。1733年，伏尔泰流亡英国期间(1726-1728)动笔写的《关于英格兰国族的书简》(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在伦敦出版。⑧此书仅比《格利佛游记》晚7年，由于伏尔泰是个崇今派(或者说由于他的灵魂类型)，他对英国新政的见解与格利佛有天壤之别。 在第2卷里，格利佛记叙的出海流落地是一个名叫Brobdingnagia(布罗丁奈格)的“大人国”，那里的人不仅身材高大，而且心性高尚，民风淳朴。这是一个尚未经历现代革命的古老的君主制王国，“属地之内没有宗教纷争或者战火连绵的历史。他们唯一的政治难题是古老而自然的君主、贵族与民人的冲突，这也已经在很早之前就通过建立一个均衡的政体解决掉了”。显然，格利佛笔下的“小人国”与“大人国”形成的对比，是现代民主政体与古代君主政体的对比。 奇怪的是，格利佛在“小人国”时是个高大的人，他看不惯“小人国”的方方面面，“小人国”中人也看不惯他，甚至他的家人和朋友们也会认为他的行为举止莫名其妙。与此相反，格利佛在“大人国”则是“小人国”的代表，“大人国”的国王把格利佛放在手掌心上与他谈话，询问他属于代表商人和金融贵族以及其他新生资产者上层的辉格党，还是属于代表大地主和门阀贵族利益的托利党。格利佛在书中的这种角色变换，与其说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国度的身份不同，不如说表征的是同一个国家的知识人的分裂。如《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在一开始所说，如今，一个“智识国家”的读书人分裂成了崇今派和崇古派——格利佛表征英国知识人，但英国知识人分裂为两派。于是我们看到，来到“小人国”的格利佛通过描述利立浦特的古代政制向新的君主表明，古代的利立浦特并非“小人国”。这个国家变得渺小委琐，是“光荣革命”的结果。显然，这个格利佛是英国知识人中的崇古派。与此相应，我们在第2卷看到，格利佛向“大人国”的国王介绍自由民主新政(同样是在第6章)。听完格利佛叙说英格兰晚近一个世纪的大事记后，“大人国”的国王对格利佛说了一段话——这段话一再被人引用： 这些大事只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屠戮、革命或流放。这都是贪婪、党争、伪善、无信、残暴、愤怒、疯狂、怨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大恶果。 对于英国走向商化民主政制，“大人国”的国王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你的同胞中，大多数人都是大自然让它们在地面上爬行的最可憎的害虫中最有害的一类。 “大人国”的国王拒绝了“爱自己的国家”的格利佛提出的有利于“大人国”现代化的建议，理由很简单：“爱自己的国家”的含义是“爱”现代式的自由民主政制，不爱这种政制等于不爱国。那样的话，“大人国”就会跟着英国变成唯利是图的“小人国”。让我们会感到惊讶的是，这个格利佛已经描述了如今我们称之为导弹甚至原子弹一类的新式武器，以此证明英格兰的新政制何等先进。但是，这个格利佛清楚地知道，他所代表的新国家与“大人国”的差异最终在于“好品德与坏品德的观念”。他认为，“大人国”的国王闭关自守，满脑子偏见和狭隘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在我国以及欧洲的文明国家却根本不可能产生”，因此他说：“如果把住在这样遥远的地方的一位君王的好品德与坏品德的观念当做全人类的标准，当然很难令人接受。”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斯威夫特笔下的“大人国”很像我们的古代，因为，卷2中的格利佛针对“大人国”说的那些话，与我们如今的一些知识人对自己的国家说的话一模一样。而且，他们也像这个格利佛向“大人国”讲述英格兰近代大事记那样，通过翻译更为详备的英国史向自己的国家推荐英国模式。在把民主视为“普世价值”的今天，《格利佛游记》的确不能算作一部极端反动的书。毕竟，第2卷中的格利佛提出了新的“全人类的标准”或者说新的“普世价值”：一个人相信自由和民主就是好品德，不相信这种价值就是坏品德。 如果说《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突显的是读书人的灵魂品质的优劣，那么，《格利佛游记》突显的就是政治制度的品质优劣——如布鲁姆所说，在斯威夫特看来，古代政体具有“对秩序的远见”。按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的说法，灵魂品质的优劣就像大人高过小孩。因此，“小人国”与“大人国”的对比，首先是灵魂品质优劣的对比。何况，读书人个体灵魂的品质与国家政制的品质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所说，有多少灵魂的类型就有多少类型的政体。苏格拉底区分了5种灵魂类型，与此相应也就区分了5种政体。即便不能说《格利佛游记》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仿作，也得说《格利佛游记》延续了《理想国》中的问题。与此相反，无论伏尔泰的《关于英格兰国族的书简》还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都抛弃了《理想国》中的问题。 格利佛记叙的第3次出海是在1706年动身的，这次到的地方不止一个，而是5个。首先到的是一个叫做Laputa(拉普塔)的岛屿，由于这个岛屿“似乎能随意升降，或者向前移动”，格利佛称之为“飞岛或者浮岛”。格利佛发现，这个岛的国王是个精通数学的天文学家，国家的主要阶层也是这类人。这个飞岛国的国王对格利佛所到过的国家的法律、政府、历史、宗教和习俗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他看来，政治的事情很简单，如果哪个城邦发生动乱或叛乱或剧烈政争，用天文学方式处理易如反掌——“只要国王能说服他的内阁和他合作，他就可以成为宇宙间最专制的君主”。显然，这个飞岛的政制基于现代天文学原理，它表征的是新理性科学废除传统生活方式的雄心和自信。 格利佛随后发现，飞岛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支配好些岛国(都是飞岛)，首都是“拉格多”(Lagado，据说隐射伦敦)。格利佛乘坐飞行的拉普塔岛来到首都拉格多的所在地巴尔尼巴比，下降到岛上以后，格利佛在首都停留期间受到殷勤款待。这个城市是设计家的家园，最重要的地方是科学院。当格利佛走进科学院时，发现全是搞各种试验的实验室——其中一间挂满了蜘蛛网，带领格利佛参观的人高声尖叫，要格利佛千万小心别碰乱蜘蛛网，因为科学家们正在试验用蜘蛛代替蚕抽丝这一古老传统。如果我们事先读过《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就会知道，这一试验所具有的现代含义是什么。由此来看，通常把斯威夫特笔下的飞岛理解为“乌托邦”是错的，毋宁说，格利佛所到的飞岛是崇今派头脑中的王国，它并非乌有之乡，而是崇今派的智性之乡——培根笔下的“新大西岛”。看来，斯威夫特的笔法是，通过卷1和卷2比较“小人国”(民主政体)与“大人国”(君主政体)的品质之后，《格利佛游记》进一步探究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商化民主国这种理想政制是由什么样的头脑设计出来的。换言之，卷3的飞岛之行深化了民主政体与君主政体的比较：如果说“大人国”政体追求的是常识性的道德德性，那么，“小人国”政体追求的就是技术知识所带来的舒适和快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