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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迄今为止，学界大多把“古今之争”仅仅视为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制原则的优劣之争。通过解析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发现“古今之争”是西方现代文明史上的一次古今政制之争。 关 键 词：古今之争/斯威夫特/《格利佛游记》/现代民主政制 作者简介：刘小枫(1956- )，男，重庆人，神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690年，出身于伦敦的英国文人、资深政治家坦普尔爵士在伦敦发表了《论古今学问》①一文，对崇今派发起主动攻击，引发了伦敦的古今之争。坦普尔眼力敏锐，他看到崇今派的内在冲动是欧洲新兴王国的崛起，力图摆脱欧洲古典传统和古典德性的规制。他在《论古今学问》中说，西欧的日耳曼诸王国仅仅在近两百年才开始出现自己的学问，与古希腊罗马学问相比——更不用说与东方其他古老文明国度的学问相比——只能算是学问上的幼儿：“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欧洲西部地区在学问和知识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超过了过去那些在学问和知识上繁荣时间更长的国家；这只能证明，我们过去的水平有多低，而不能证明现在的水平有多高。” 从当时的语境来看，“繁荣时间更长的国家”这样的说法意味着，就政治制度的优劣而言，欧洲西部地区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未必等于英格兰新政制的“水平有多高”。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国会通过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按孟德斯鸠的说法，这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民主政制。对于坦普尔来说，英国的现代政制创新未必是“巨大进步”，民主政制相比于传统政制未必“水平有多高”。坦普尔在作比较时把我们中国也扯进了论争： 古代中国人就自然哲学写了大量著作；他们伟大而知名的孔子与苏格拉底差不多同时代，与苏格拉底一样，他也是开始改变人们对自然无休止、无意义的思考，让他们转到道德思考上来。然而，他们有一点不同，希腊人的重点似乎在于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中国人则重视王国或统治的良好状态和幸福，众所周知，这种统治已延续了数千年，完全可以称之为学士的统治，因为其他人无权管理国家。与此相反，崇拜英国新政的崇今派必然会贬低中国的古代政制。1748年，崇英的孟德斯鸠在日内瓦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思想史家伯瑞称之为“启蒙时代”的真正标志。②在比较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大政体类型时，《论法的精神》专门以古老的“中华帝国”作为专制政体的样板，一反当时的传教士和智识人把中华帝国视为君主政体的典范和对中国古代政体的赞美： 中国是一个以畏惧为原则的专制国家。在最初那些王朝统治时期，疆域没有现在那样辽阔，专制精神可能略微逊色。可是，如今已非昔日可比了。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