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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食欲的狂欢：和谐的二元共生 在后期小说《马戏团之夜》(Nights at the Circus，1984)中，卡特开始关注女性经由食物媒介获得的权力与快感，呈现了食物叙事中的食欲演示与女性狂欢的主题，象征了女性内在的对公共权力、独立自主和性满足的欲望。女性的象征地位从被消费的对象转为消费者，而且，主动的消费行为使卡特小说中的女性获得独立自主、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和驾驭男性社会的权力。当女性被认同为消费主体，消费的本质也就发生变化：消费成为一种愉悦而不是恐怖的体验，从中体现了卡特从聚焦于女性痛苦的女权主义转向强调女性快感的政治。 对食欲的嬉戏是卡特在创作后期对权力与欲望的复杂再现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她对食物与吃的描绘通常具有敏锐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讽刺意味。《马戏团之夜》中，卡特将长久以来压抑的食欲以及所有对吃的想象都投射在飞飞这个夸张的、颇具戏谑意味的新女性形象上，塑造了一个食欲惊人、自我放纵的享乐者。不同于卡特早期小说中食欲缺乏、沉默无语、瘦骨嶙峋的女性，飞飞胃口巨大，说话滔滔不绝，体型超常，光脚就有6.2英尺。她是拉伯雷式的女主人公，有《巨人传》中卡冈都亚那样的胃口。飞飞的食欲对其人物刻画起到关键作用： 她正以不输巨人卡冈都亚的狂热，对着这种最粗鄙土气的马车夫伙食大快朵颐，所以嘴巴塞得太满，没办法立刻还击。她狼吞虎咽，她拼命把食物填进肚子里，她把酱汁泼溅在自己身上，她吸吮刀子上的土豆泥；她有个与身材尺寸颇成比例的大喉咙，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餐桌礼仪。大开眼界的华尔斯，秉持其专业的温顺，坚持耐心地等待着，直到她终于满足了巨大无比的胃口，她用袖子擦擦嘴唇，打了一个饱嗝。她又投给他一个怪异的眼神，仿佛心里有一半希望自己这副贪婪的吃相会把他逼走。(28) 在卡特的创作中，食物与吃的行为常常伴随着性与权力的斗争，而食欲与性欲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流通，两者有着深刻而又含混的关联。在一篇写于1985年的书评中，卡特甚至有意混淆食欲与性欲这两种欲望(Noovs' Hoovs 22-23)。如果食物是欲望的焦点，那么吃就是一种情色行为。当飞飞啃着面包而眼睛好色地游移在华尔斯身上时，他把这个举动视为性挑逗而不具有虐待狂般的危险：“华尔斯感到饥饿的眼神在他身上，这在他看来好像她的牙齿一点也没有伤害地咬在他的肌肉上”(204)。斯基茨指出，在卡特的小说中，“食物的准备或吃的行为可能涉及性唤起、性满足、自恋的自我观照、堕落、施虐受虐狂等等”(25)。正如性动力(sexual dynamic)在经验上可能类似满足饥饿的欲望，《马戏团之夜》中的性动力可以被编码为一种食物性的消费。飞飞公然不顾及女性的合宜与得体，她期望自己对食欲的演示，就像她作为空中超人的马戏演出，会受到观者的注目。飞飞希望所有围观她的人知道她在满足她的巨大食欲时的快感，而她攻击食物时所体现的动物般的快感则象征了她的性欲。华尔斯对飞飞的巨大食欲印象深刻，他甚至觉得飞飞很性感：“一种有如地震般的、满含情欲的不安撼动了他”(76)。华尔斯对飞飞的欣赏与爱慕颠覆了传统男性对女性美的刻板印象。 飞飞肥硕怪诞的身体与厌食症患者骨瘦如柴的身体形成强烈的反差，也与理想的具有典型女性气质的苗条身体相去甚远。她是一切“可悲的女人”、柔弱的以及病态的维多利亚理想女性模式的对立面，有意识地挑战了传统意识形态对女性气质的界定与认知。飞飞的超常体型不仅反映出她的巨大食欲，也体现了女性自足的狂欢。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狂欢是颠覆秩序的有力手段，并且狂欢常与饮食联系在一起，它消除了差异。与巴赫金一样，卡特也认为吃是跨越和转化文化秩序的关键力量。尽管飞飞贪吃，但不同于卡特早期小说中食欲巨大的男性，她并不野蛮，也并不具有攻击性。飞飞矛盾性地既虚荣又仁慈，不仅贪吃而且喂养别人，不仅消费而且生产，就如巴赫金提到《堂吉诃德》中桑丘的人物性格，“他的食欲与饥渴传递了一种强有力的狂欢精神。他对富足与财富的热爱体现出一点也不是私人的、自我的、疏离的特征”(22)。这个特征也概括了飞飞迥异于卡特早期小说中男性的食欲精髓：她绝不否认自己的食欲，但不会以牺牲别人来满足自己巨大的食欲，她拯救而不是毁灭他人，她慷慨帮助弱者，包括女性与男性，如受伤挨饿的迷娘(Mignon)和处于困境中的华尔斯。飞飞经由吃而获取的权力是仁慈的而不是邪恶的、攻击性的。在卡特后期小说中，权力不再是负面的、压制性的；相反，卡特采用福柯谱系的权力观，即权力是潜在性的正面的、具有生产性的。③可见卡特超越了早期小说中两性对立、对抗的局面，走向了一个女性狂欢的世界，体现出卡特重构和谐两性关系的女性主义目标。 卡特在小说中展示了吃是权力关系可以被研究并加以重新配置的一个场所，她小说中吃的主题因卡特观念的转变而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早期小说中，人物处于一种“吃或被吃”的辩证关系，女性总是“被吃”的目标，体现了男权的压迫性；在中期作品中，人物超越了“吃或被吃”的二元对立，体现了角色的易变性；在后期文本中，吃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潜在的重要途径以获取权力和快感。最终，卡特的作品变成了对权力的正面颂扬，而不再是建立在统治与从属的地位基础之上。尽管食物奴役了女性，成为了她们的敌人，但是“食物具有象征性再现和扮演有意义的角色的潜力”(Chernin 114)。这种与食物的新型关系是一种转变的社会象征秩序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