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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拉·卡特小说中的吃与权力(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 newdu 参加讨论

    二、角色的易变性:超越二元对立
    随着卡特女性主义思想的日益提升,她在中期小说《新夏娃受难记》(The Passion of New Eve,1977)中避开了吃与被吃的简单角色颠覆,而是超越了二元对立,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彰显了卡特对吃与权力关系的重新认识。
    小说《新夏娃受难记》刚开始时似乎延续了卡特早期小说的套路,女性气质依旧与清瘦且食欲缺乏联系在一起。但不同的是,生理性别(sex)却不必然与女性气质所对应的社会性别(gender)挂钩,因为小说中作为女性气质缩影的主人公特丽思岱莎事实上是一个异装癖者,即生理性别是男性,社会性别是女性。特丽思岱莎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她如死尸般苍白,消瘦憔悴的肉体像幽灵。叙述者想知道,“特丽思岱莎吃些什么?位于地下室的厨房不比游艇的厨房大,在那里,他们只找到许多罐可以加水变成液体食物的某种粉末,一玻璃瓶又一玻璃瓶的维他命丸”(130)。正如特丽思岱莎的社会性别,她的食欲也是文化造就的,也就是说,女性食欲的压抑绝不是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她的食欲缺乏是模式化的女性气质的产物。虽然特丽思岱莎在生理上是男性,但她对女性气质的表演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这有效地使她成为了一个女人,体现出女性气质的本质内涵。伊弗林反问道:“真正的女人怎可能跟你一样有女人味?”(128-29)母神也拒绝为特丽思岱莎做变性手术,因为她已经太像个女人。根据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理论,身份不存在一个预先设定的生物本质,生理性别也是被建构的,所谓性别本质是靠人不断重复某些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而产生的:
    生理性别范畴先于所有对性差异的范畴化,它本身就是通过某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性模式所建构的。把生理性别建构为分立、二元这样的生产手段,通过假定“生理性别”是性经验、行为和欲望的“原因”,而隐藏了这个生产机制本身的策略目的。(32)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区分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性别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而卡特试图超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她认为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具有易变性的。女性气质是由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其他社会势力所建构,与生物性别无涉。卡特关注并揭示出女性气质的文化生成属性,而不是其自然属性,这在她35年创作生涯中的小说与非小说中有清晰的再现。
    卡特在《新夏娃受难记》中旨在塑造女性气质的新形象——正如小说标题中的“新夏娃”所示。这个重塑过程不仅涉及对基督教创世神话的修正,也包括对该神话中的女性消费态度的重新评估。自从夏娃给亚当吃了禁果,女性的食欲便被烙上危险和罪恶的印记。于是,在小说创作中,卡特把女性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节食行为表现为男权社会对女性施加的霸权话语的产物,并且卡特致力于冲破这种话语的牢笼,塑造一种颠覆性的新夏娃形象——变性人(transsexual)。“卡特通过母神作为阉割者将伊弗林变性为新夏娃,实现对阳具中心宇宙的阉割”(冯海青86)。在该小说标题中,卡特用“passion”这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字眼来形容夏娃:在暗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考验时,“passion”一词表明救赎可能诞生于受难;同时,在基督教概念中的“passion”一词包含痛苦与狂喜并置的双重含义——痛苦是因为耶稣的受难与死亡,狂喜是因为他的死保证了人类的救赎;卡特把夏娃因变性所经受的苦难以及灵魂的重生与耶稣相提并论,这表明了卡特意在消解二元对立的思想。②
    伊夫林[伊弗林]由男性变成了女性,他的男性中心意识、霸权意识得到了有效地消解;特里丝特莎[特丽思岱莎]在心理上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女性,但她在生理上则是个男性,也就是说,两者身上的男性中心意识、女性中心意识均得到了消解。在社会意识上是个中性人。换言之,理想的两性关系并非是男女二元对立,而是超二元对立,即男女霸权话语均得到消解后两性完美的融合。(欧阳美和、徐崇亮76)因此,特丽思岱莎和夏娃都已超越了吃与被吃的二元对立,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她们既是消费者也是被消费者。小说中卡特匠心别具地描绘了这样一个细节:当她们被困于沙漠时,她们“把彼此的嘴当作水瓶吸吮,因为别无他物可饮”(Passion 149)。这里相互依存的关系取代了支配关系,营造了一种不再建立在否定基础上的滋养形式,指向了一种比以往更加复杂的、超越简单的二元主义的消费类型。该小说以重生和新的可能性结尾:夏娃航行在海上驶向“他处”(elsewhere)(205),一个游离于男性权力话语之外的乌托邦所在。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分析卡特小说中消费的性别模式时指出:
    这是卡特的论断,如果一个女人要实现一种独立的而不是依赖性的存在,某种程度的虎性(tigerishness)是必须的;如果她们想避免——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下——成为肉。……但卡特没有把男人的本质限定为不可避免的猎食性,女性是他们“天生”的猎物。羊性与虎性可见于任一性别,甚至同一个体的不同时刻。(121)不同于其早期小说,卡特创作中期的小说不仅挑战了角色二元对立的属性,而且模糊了男性与女性、猎食者与被猎食者之间的界限,提供了整合与流通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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