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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卡特认为吃象征了权力的编码形式，可以暴露出父权社会试图掩盖的权力机制以及无形中施加在女性身上的身体政治。吃是一种沉默的表达方式，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生物性，而在于其象征性：食物与吃已经成为权力斗争的场所。本文将透过食物与吃的多棱镜来审视卡特小说中性别与权力的运作机制，分早、中、后期三个阶段来分析其对吃与权力关系的不同认识及再现，从而揭示出卡特女性主义思想的转变与提升过程。 关 键 词：安吉拉·卡特/吃/权力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市支持中央高校共建项目青年英才计划的阶段性成果，也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工程三期“文学与文化资本研究创新团队”的资助。 作者简介：郑佰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张中载，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是当代英国文坛的一颗璀璨之星。阅读卡特的作品总有一种让人不安的感觉，这部分是因为卡特“总是在反叛‘高雅品味的暴政’(tyranny of good taste)”(Lee 316)。作为道德色情文学(moral pornography)的拥护者，以及敢于贬低莎士比亚的文化异端，卡特激怒了很多人。尽管如此，这丝毫无损于卡特在西方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目前国内外对卡特作品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视角和手法也日益多元化，但少有学者评论卡特对吃与权力关系的描述，尽管这是她小说中被反复论及的母题。考虑到食物与吃在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文类的卡特作品中所占据的重要作用，这种评论的盲点是违反直觉的，也是值得评论界重视的。与食物相关的议题下有一个潜文本，食物不仅给身体提供给养，而且女性什么时候吃、吃什么、怎么吃、跟谁一起吃等问题本质上与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信念与哲学紧密相连。并且卡特曾是一个长期的厌食症患者，鉴于她早年经历中与食物的复杂纠葛关系，其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食物情结就更加值得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卡特曾援引法国人类主义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生的与熟的》(The Raw and the Cooked，1981)中的观点来为她的一本烹饪评论书《被删除的感叹词》(Expletives Deleted，1992)题词。她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认为，一种文化可以通过它的食物神话与食物隐喻来加以理解，饮食提供了通往社会最深层的无意识领域的途径。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生物性，而在于其象征性，它对人的自我认同非常关键。卡特认为吃象征了权力的编码形式，女性的饮食模式与父权行为有紧密的关系，食物与吃已经成为性别权力斗争的场所(Cline 1-3)。本文将透过食物与吃的多棱镜来审视卡特作品中性别与权力的运作机制，分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来分析其小说中对吃与权力关系的不同认识及再现，从而揭示出卡特女性主义思想的转变与提升过程。 一、吃与被吃：二元对立的角色关系 在卡特的早期小说中，吃意味着权力，隐含着权力斗争，体现着二元对立的角色关系：即男性与女性，猎食者与被猎食者，消费者与被消费者。卡特在论文集《萨德式女人：文化历史批评练笔》(The Sadeian Woman：An Exercise in Cultural History，1979)中清楚地写道：“萨德说，强者虐待、剥削弱者，并使弱者食物化(meatify the weak)。他们必须也意在吞食他们的猎物。不管怎么样，人类的原初状态不能被改变，那就是吃与被吃”(140)。作为一种沉默的表达方式，吃的行为可以让隐性的东西显性化，并且暴露出父权社会试图掩盖的权力机制以及无形中施加在女性身体上的身体政治。 卡特无疑了解食物与食欲在二元对立的性别角色关系中所体现的重要作用。这个从小因自卑而节食甚至得了厌食症的女人，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与食物的纠葛关系出发，写了不少关于“食物主义”(foodism)和“食物崇拜”(food fetishes)的新闻评论，收录在《快手快脚：新闻与写作》(Shaking a Leg：Journalism and Writings)一书中。卡特在青春期后期得了厌食症，她认为自己“从婴儿时期就很肥胖……认为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男人会被这样的胖安吉所吸引”(Shaking 57-8)，在某一时期她甚至把自己饿到35公斤。这个细节在卡特的早期小说《魔幻玩具铺》(The Magic Toyshop，1967)中有生动的再现：15岁的女主人公梅拉尼(Melanie)“害怕吃太多的面包布丁会发胖，会没人爱她，她会到死都是处女。她经常汗水淋淋地在同一个噩梦中惊醒，她梦到一个庞大的梅拉尼，趴在面包布丁上就像一具泡肿的浮尸”(4)。34岁那年，卡特最终这样自嘲地写道，“我曾有十年没有吃面包，正是那段时间让我习惯自己骨瘦如柴；我现在已经有17年没有碰过白糖、甜腻的蛋糕或者那样的东西”(Shaking 57)。显然，卡特与食物的关系占据了她年轻时代的重要部分。然而，让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卡特坚定不移地认为女性应该接受她们是自己受压迫的合谋犯的事实，而她自己却饱受这样一种本质上是文化造就的女性气质的疾病的折磨。卡特的评论者莎拉·斯基茨(Sarah Sceats)指出，“食欲就跟性欲一样由文化建构，受外界制约和势力的影响”(102)。确实，这不是巧合，历史上食欲与饮食在建构女性气质的模式上起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自19世纪开始，关于女性吃什么、吃多少的兴趣已经反映出对于女性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一种焦虑。卡特在1974年指出，“厌食症显然将成为70年代流行的疾病之一”(Shaking 56)。正如歇斯底里症之于早期的妇女，对于20世纪晚期的妇女来说，神经性厌食症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性疾病：两者都以病态的方式体现了广为接受的文化成见。① 卡特的早期小说常展示食欲缺乏、瘦骨嶙峋、虚弱无力的女性形象，受男权社会压迫，而男性则展现野兽般的食欲，他们对权力的欲望隐喻性地体现在吃的能力中。在《魔幻玩具铺》中，梅拉尼在父母死后被送去与菲利普舅舅一起居住，她发现他是一个可怕而又贪婪的人物，专制地统治着这个房子。梅拉尼把他描绘成嗜血的蓝胡子以及渴望权力的萨坦。菲利普舅舅有着巨大的食欲，而他顺从又胆小的妻子玛格丽特仅有“熊宝宝的饭量”(77)。他们之间的权力分配不仅反映在食物的分配上，也反映在体型的差异上。菲利普舅舅是一个体型硕大的男人，他的重量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他的权威使人窒息，而玛格丽特是如此之瘦以至于她看起来像“饥谨圣母的肖像”(119)。面对男性对社会空间的决定性占领，消瘦带有脆弱和缺乏权力的内涵。菲利普舅舅送给妻子一个恐怖的项圈作为结婚礼物，不容置疑地让她每周日下午茶时佩戴。戴上紧箍咒般项圈的玛格丽特不得不高昂着头，呈现出亚述王后的傲慢，但她的眼神里没有自豪，只有悲伤和忧虑。项圈直接抑制了玛格丽特的进食能力，而她的痛苦似乎更刺激了丈夫的食欲： 戴着项圈，玛格丽特舅妈的进食就变得非常困难。周日下午茶是固定的。总是虾、面包和黄油，一碗芥菜和水芹，还有一个富有营养的明亮的金色松蛋糕，蛋糕是早晨就放进炉内和星期日烧烤一起烘焙的，所以它还带有一丝肉脂的焦香味。餐桌上堆满了虾须壳，松蛋糕已经被吞食了，只余下一点残渣——但她能做的，只是疼痛地吸一口寡淡的茶，玩耍般挑起几根芥菜和水芹，尽管是她做出如此丰盛的美食的。菲利普舅舅敲开了足有一个营的粉红虾的壳，不紧不慢地吃掉了它们，吞掉了抹了半磅奶油的一整条面包，然后又随心所欲地吃光了最大的一份松蛋糕，他注视着她，一种面无表情的满意，很显然是从她的不适里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快感，或许他甚至发现她的这个样子促进了他的食欲。(119) 女性的食欲——更准确地说是食欲缺乏——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的关键所指。菲利普舅舅正是着迷于妻子身上这种女性气质所指，并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与快感。几乎卡特所有早期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都如菲利普舅舅那样展示了男性欲望的吃人(cannibalistic)本质，强大的男性不仅展现巨大的食欲，而且弱肉强食，而女性总是“被吃”的对象，体现着“吃与被吃”的二元对立。卡特对男性饕餮食欲的含蓄控诉体现出她对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蔑视。卡特最后走出了厌食症的阴影，认为那段饱受厌食症困扰的日子是一种“由自恋引起的长期尝试的自杀……一种英雄主义的疯狂展示，却充满讽刺性地凸显了她与之斗争的无能”(Shaking 57)。卡特把自己的恢复归功于她女性主义意识的激进化：“我不会说是妇女解放运动给我提供了最后的治疗力量来对付我残留的厌食症，但那确实有帮助”(Shaking 57)。可见，食物必须放置在政治领域，并把女性与食物充满纠葛的联系解读为权力被剥夺的产物以及对父权制的抗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