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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喻性的“幽灵”——马克思笔下的幽灵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喜爱和崇拜莎士比亚，在他们的著作中曾189次引用莎士比亚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和诗文。①马克思在《自白》中称莎士比亚是自己最喜欢的三位作家之一。莎士比亚幻化成了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幽灵，始终萦绕在两位哲学伟人的心中，从文学的领域穿越到哲学政治的领域，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历史社会的一把宝剑，于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莎评的独特视域。而“幽灵”这一意象一直受到马、恩的青睐，经常在著作中作为比喻性的词语进行化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等文本中都使用了“幽灵”这一词语和意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头是这样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②这句话曾无数次令欧洲的资产阶级势力瑟瑟发抖。马克思一开始就借用资产阶级把共产主义比作“幽灵”的说法，为《共产党宣言》设置了极具戏剧性的开场。如《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的著者柏拉威尔观察到的那样，“它(《共产党宣言》)从一开头就充满了可以正当地称之为‘文学上的’形象化的比喻的东西：从口头和书写的文学，从出版物，从舞台演出中取得的比喻和形象”。[2](P184)和《哈姆雷特》一样，《共产党宣言》也是由“幽灵”出现开始的，而且在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共产主义的幽灵就已经反复出没在欧洲的上空，如同老哈姆雷特的幽灵一开始就存在于丹麦的艾尔西诺城堡一样，一切即将由于“幽灵”的显形而拉开序幕。共产主义幽灵使得欧洲的一切旧势力惶惶不安，陷入恐怖，准备联合起来对具有威胁力的幽灵展开驱逐。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幽灵同样如此。文章一开头，马克思就提到了世界历史上的一系列召唤亡灵的行动。亡灵虽然已死，但是仍然代表着既定的权威，代表着需要后人加以继承的传统，人们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英雄人物亡灵的追念。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幽灵”的指称有“旧革命”“六月事变”“古罗马”“帝国”“政变”好几种，当然较多的喻体是“旧革命”。马克思通过革命重复过去和召唤亡灵展示了自己对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的理解，与此同时幽灵还不时被用来指称巴黎人民眼中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虚幻性和不真实性，将政变的真正实施当作波拿巴及其跟随者的一种幻想或者是一种谣言，形容为见不得白日之光的幽灵，只适合在夜晚显形或者在报纸上叫嚣。但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1848年政变还是以成功的姿态出现在巴黎。 “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绅士淑女的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spook)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为这个观念所控制，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又经常放弃这个观念。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spectre)一样习以为常，以致最后当这个政变有血有肉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3](P665～666)在这里本体是政变，喻体是幽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个章节，和《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样，激进的无产阶级被马克思比喻为在地下迅速行动的老田鼠，形容为正在来临的幽灵，就像在宣誓哈姆雷特将父亲的幽灵看作一只老田鼠，无论哈姆雷特走到哪里，幽灵都紧跟其后，在地下发出“在场”的声音。马克思想象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具备十足的幽灵特质，革命首先在经历着苦难的考验，经历着老哈姆雷特式的炼狱的磨难，被一次次扼杀在血泊之中，但是它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它以一个挖掘者的身份，以资本主义掘墓者的身份，像幽灵似地在地底工作，它是人民的开路先锋! 《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是徘徊在德意志思想界的幽灵，是对费尔巴哈、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这些幽灵由于施蒂纳等人的宣扬开始游荡，在马克思看来必须要驱逐幽灵，对幽灵问题紧追不放，在大规模的驱魔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哲学。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持有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人们彼此只是作为普遍、本质、概念、神圣的东西、异物、精神等的代表，即只是作为幽灵(或怪影)而存在。施蒂纳罗列了神、本质、基督、人、诸本质等10种幽灵或怪影，他把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仅仅看成是“精神的怪影般的躯体”、怪影般的现象，把一切都看成了幽灵，“从言词变成形体时起，世界就精神化了，就变幻成形体了，精神幽灵了”。[4](P162)施蒂纳所奉献给我们的怪影的历史是建立在思辨哲学家们对怪影的传统信仰上的，因此是唯心的，他夸大了“诸精神”的伟大，在其中他只看到诸精神的斗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如此投合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4](P15)马克思批驳了施蒂纳关于精神在历史上的统治的唯心主义观点，在驱逐幽灵之后他发展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机制中来揭示商品、货币、资本的魔法妖术，关于商品、货币、资本神秘性的论述马克思实际上参照了莎士比亚笔下幽灵的某种魔力。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章的开头，马克思通过自动起舞的桌子来描述商品的神秘性。在描述商品神秘特征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萦绕在木桌身上的幽灵。劳动产品被抽去使用价值之后，它的可感知的属性就都消失了，它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者别的有用物，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劳动的具体形式也消失了，“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5](P51)这种普遍的劳动就是隐藏在商品背后的幽灵。 我们将这些来比照莎士比亚笔下老哈姆雷特的幽灵，发现马克思笔下的“幽灵”是一种比喻性的“幽灵”。马克思既沿用老哈姆雷特的“幽灵”，又对它进行了改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重新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幽灵”言说方式，并将其运用于对共产主义、对法国革命、对德意志思想界、对商品的本质的描述中。马克思在老哈姆雷特幽灵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自己的幽灵学。 首先，马克思并没有像莎士比亚一样去描写一个具体可见的幽灵形象，马克思文本中无论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还是旧革命的幽灵，抑或是德意志思想界的诸幽灵和商品的幽灵，都是比喻性的“幽灵”。马克思从现存的老哈姆雷特的幽灵身上分离出了“幽灵”的概念，通过对幽灵意象和幽灵特殊性质的把握，他展开了对共产主义，对革命，对德意志思想界，对商品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论述。 其次，莎士比亚笔下的“幽灵”是死去的某一个人的鬼魂，是老哈姆雷特死后鬼魂的归来，而马克思笔下的幽灵可以是某个人，也可以是物，甚至是某个“主义”，如共产主义。马克思更注重的是“幽灵”的归来和徘徊等特征，而不仅仅拘泥于“幽灵”原本的指涉对象，因此他笔下的幽灵获得了更宽广的言说内容。如果说莎士比亚创造了不朽的老哈姆雷特的幽灵形象，那么马克思则是借用莎士比亚的老哈姆雷特的幽灵进行了卓越的社会批判。 再次，与老哈姆雷特的幽灵相比，马克思笔下的幽灵增加了老旧过时、可笑的含义。在莎士比亚笔下老国王哈姆雷特的幽灵威严而庄重，从幽灵出现时的外在形象来看，它穿着已故国王出征时的甲胄，以一个军人的形状，准确地说是以国王的形状庄严地走过露台。霍拉旭几次向它提问，它都昂然不顾地走开了。从幽灵表现出的神态来看，它面色惨白，脸上带着悲哀和愤怒的神情，直盯着在场的霍拉旭等人。而在马克思的笔下并非全然如此。马克思发现了施蒂纳的幽灵概念的可笑和荒谬之处才对其进行追逐和围剿的，商品的幽灵一旦经过马克思的剖析也失去了其原本的神秘性。特别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拿破仑的幽灵被侄儿路易·波拿巴召回作为政变的借口，法国革命重复上演了老旧的、属于18世纪的拿破仑雾月政变。它的出现不合时宜，与19世纪的革命形势和革命要求格格不入，甚至将整个法国民族拖回了破旧的时代。拿破仑英勇的幽灵在19世纪复活后成为漫画式的、可笑的形象。 第四，马克思和莎士比亚笔下幽灵的区别还在于：从过去的幽灵向未来的幽灵的转换。毫无疑问，老哈姆雷特的幽灵来自过去，是过去的老国王哈姆雷特的幻影。据幽灵自己所说，它终将“回到硫磺的烈火里去受煎熬的痛苦”(《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而共产主义幽灵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社会共和国幽灵、无产阶级幽灵并不属于过去，它们之所以被马克思形容为幽灵，更多的是由于它们徘徊不散的特点。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都在等待着显形，都将从幽灵的形态发展成为实体。 最后一点是幽灵归来的方式不同。显然老哈姆雷特的幽灵是自行归来的，而马克思文本中出现的基本上都是被召唤而来的幽灵。共产主义幽灵被马克思召唤而来，并将实现最终的显形；拿破仑的幽灵由路易·波拿巴召唤而来，路易·波拿巴试图给自己带上正统性的帽子，试图重复过去的革命；施蒂纳无意识地召唤出德国思辨家们的幽灵，来展开自己对思想或精神的论述。 由此看来，马克思所论述的幽灵并不是对莎士比亚笔下幽灵的简单挪用，它是作为比喻的修辞方式来帮助他阐释政治历史变化中的承递现象。我们不得不承认，“幽灵”增加了新的内容之后，具有了更深刻的解释力和批判性。马克思对革命、对商品的理解因莎士比亚的“幽灵”概念而更加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