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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易卜生到萧伯纳：戏剧“讨论”功能的现代转型 萧伯纳是第一个指出易卜生戏剧采用“讨论”技巧，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人。在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最后一幕，海尔茂冷酷、自私、虚伪的嘴脸充分暴露之后，娜拉冷静下来，对海尔茂说：“托伐，坐下，咱们有好些话要谈一谈。”[5](P199)萧伯纳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就此兴奋地宣布：“这种崭新的艺术手法……给戏剧形式增加了一个新乐章，使得《玩偶之家》征服了整个欧洲，从而开创了戏剧艺术的新流派。”[2](P219) 萧伯纳所说“崭新的艺术手法”就是“讨论”。萧伯纳在对这种编剧艺术的创新进行了充分阐述之后，如此总结其特点：“第一，运用了讨论，并将讨论扩大，使其贯穿和融合在剧本的行动之中，最后湮灭行动，令剧本与讨论成为一体；第二，由于使观众变成剧中人物，并以他们生活中的情事作为剧中的情事。过去为了使他们对于不真实的人物和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兴趣而不得不用的一些旧的舞台手法，至此乃全部废弃，而代之审问与辩论的技巧，如反唇相讥、揭穿真相、透过幻想以求真理之类；并且无拘无束地自由运用演说家、传道士、辩护律师和行吟诗人的全部修辞和抒情的技巧。”[2](PP233-234)一言以蔽之，在传统戏剧中扮演关键角色依赖的外部情节和行动，让位给了人物的“讨论”。 在萧伯纳举证的《玩偶之家》中，的确能找到支持萧伯纳观点的论据。如前所述，在娜拉说出“托伐，坐下，咱们有好些话要谈一谈”[5](P199)之后，剧情进入二人论辩的环节。娜拉作为一个已经觉醒了的独立个体，与海尔茂开诚布公地谈话，把自己认识到的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诸多不平等问题一一和盘托出：已婚女子的神圣责任到底是什么?“男人不能为他所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5](P203)这话对不对?法律应不应该考虑违法行为的高尚动机?出走的选择是否正确?等等。当海尔茂抬出宗教、道德、法律对娜拉施压时，娜拉决绝地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说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说的话。”[5](P203)易卜生通过剧情提出的这些问题，本身就颇具争议性，能有效激发观众的深入思考。经过二人所持不同观点的交锋、论辩，娜拉大获全胜，为她的出走准备了充足的舆论条件。随即“嘭”的一声关门声，娜拉离家出走，“讨论”与行动融为一体，成为戏剧的有机整体。其实不仅《玩偶之家》，易卜生其他的社会问题剧如《群鬼》、《社会支柱》等，也都程度不同地让人物就重要的社会问题展开讨论，以揭露被虚假理想掩盖的社会真相，推动剧情的发展。 讨论是思想的交锋，观点的论辩，诉诸的是理性与逻辑的力量。而自古希腊时代至19世纪后期的欧洲戏剧，都遵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戏剧理念，把戏剧看成是对“行动的摹仿”，把表现行动的情节作为戏剧的第一要素。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把“思想”忝列为戏剧的六大要素之一，却认为思想的表达应该服从情节的安排，“从动作中产生‘思想’的效力”，使思想“不待说明即能传达出来”[6](P30)，才是最佳途径。事实上，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思想的直接言说，从来都是遭人诟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不约而同地表彰戏剧的莎士比亚化，否定席勒式，阐释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把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7](P581)，成为文学创作的禁忌。而萧伯纳认为易卜生戏剧因为应用了以说理论辩为特征的讨论，开创了一个新的戏剧时代。这样的断言是否恰当? 事实上，萧伯纳并不把“讨论”仅作为一种戏剧技巧，而是看成改变了戏剧构建模式的本质元素，即通过讨论的应用，把传统的佳构剧转变成观念剧，使戏剧从外部情节的冲突，转变为思想和观点的冲突。萧伯纳对此是自觉的，他说：“从前，在所谓佳构剧中，第一幕展开剧情，第二幕提供情境，第三幕端出真相。现在的程序则变成展开、情境、讨论，而且靠讨论来考验作家的能力。”[2](P212)并且，在萧伯纳看来，这种冲突首先体现为“观念之间的冲突”，其最佳的呈现方式就是“讨论”，即不同见解之间的“辩论”。反观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显然达不到这样的高标准。易卜生让观众接受了在戏剧中讨论严肃社会问题的形式，但他的戏剧仍然是依靠外部冲突推动情节发展的传统类型，佳构剧因素仍然很多。如《玩偶之家》中，巧合、伪造签字、敲诈、起决定作用的一封信等要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并没有被讨论“覆盖”。就讨论本身而言，论辩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道德优势在娜拉一边，作者的倾向性也在娜拉一边。这样的“讨论”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最后完全变成娜拉对海尔茂的声讨和谴责，而海尔茂软弱到还嘴的力量都没有。因而，萧伯纳所定义的“讨论”与其说姓“易”，不如说姓“萧”；萧伯纳是从易卜生戏剧中的“讨论”受到启发，发展出一种以“讨论”作为支撑的新戏剧类型——萧式观念剧(Shavian Drama of Ideas)。正是靠着这种萧式观念剧的不断实践，萧伯纳引导英国戏剧走出了“佳构剧”的困境，完成了向现代戏剧的转型。 观看萧伯纳的戏剧，如果读者观众能不受一般教科书将其定位于“现实主义晚期剧作家”的标签的影响，顺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往往会陷入到巨大的道德困惑之中：“讨论”的反方总是振振有词，其人格似乎更值得尊敬，做了恶事也不受惩罚；而正方的人格却颇多瑕疵，论辩中经常理屈词穷，最后还会与反方“同流合污”。例如萧伯纳的《鳏夫的房产》中，屈兰奇医生爱上房地产商萨托里阿斯的女儿白朗奇，却发现她父亲是靠出租廉价公寓，剥削穷人致富。出生贵族的屈兰奇不愿与这等财富来路不正的人为伍，打算解除婚约。但萨托里阿斯告诉屈兰奇医生，自己经营的房产实际上所有权属于屈兰奇等贵族，他们的财富和地位也是建立在剥削穷人的基础上。最后屈兰奇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现实，决定与萨托里阿斯一起“发财”，与他的女儿也重归于好。在这部戏中，正反两方围绕是否能用不道德的手段挣钱的问题展开论辩，各自充分陈述看法。几番论辩之后，原本看似真理在握、占尽道德优势的正方屈兰奇却落在下风，与反方萨托里阿斯攻守易位，完全颠覆了读者观众惯常的道德期待，将他们陷入到一种难以作出道德选择的尴尬境地。有研究者说萧伯纳的戏剧“很有煽动性，常惹恼观众，留一堆问题让他们自己走出困境”[8](P46)，表达的就是观众的这种尴尬处境。 其实，这正是萧伯纳为引发真正的讨论而采取的戏剧策略。这种策略排除了简单的道德评判，不用情节剧模式给观众带来虚假的满足，而是提升反方的话语权，使其能够与正方平起平坐，对等讨论。萧伯纳非常重视戏剧的教育功能，但他采用的不是由戏剧家强力引导和灌输的模式，而是通过营造这种正反双方平等讨论的情势，为观众提供认识事物的不同维度，使观众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此一来，观众会赫然发现日常生活中被美化乃至神化的道德习俗的虚假、丑恶、悖谬之处，并且还会看清许多社会罪恶也是寄生于自己身上的。萧伯纳认为，观众受此当头棒喝，才会从盲目的“幻觉”中清醒过来，获得独立思考能力，看清事物的本质，做出正确的判断。 为使讨论充分展开，萧伯纳在戏剧结构上进行了重大创新，即采用辩证法的正题—反题—合题三段论模式。作为费边社会主义者的萧伯纳，从黑格尔、马克思等先哲那里吸收了辩证法思想，将其应用于戏剧结构中，绘声绘色地展现了思想交锋和发展的过程，使讨论贯穿全剧始终。《巴巴拉少校》是采用三段论模式展开讨论的典范之作。全剧围绕着什么是适合社会发展的价值观问题展开讨论。巴巴拉虔信宗教救世，克森斯崇尚希腊文化，薄丽托玛夫人和斯蒂芬强调道德的力量，他们代表了主流价值观。安德谢夫则鼓吹金钱和实业能够操控一切。在第一幕的讨论中，主流价值观占据上风，安德谢夫显得势单力薄。在第二幕，安德谢夫用金钱帮助救世军渡过了难关，使信教人数大增，还让救世军军官贝恩斯太太放弃了救世军原则。他的论点统领了第二幕。在第三幕，安德谢夫请家人到他的军火工厂参观，本意是说服巴巴拉等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却让他们认识到掌握现实力量，为他们的价值观服务的重要性。由此，第一幕正题和第二幕的反题辩证地形成合题：科森斯所代表的知识与智性，巴巴拉代表的信与爱，安德谢夫代表的现实力量，这三种力量携起手来，共同搭建起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 用喜剧方式处理严肃话题，是萧伯纳戏剧讨论的特色，也是他和易卜生戏剧讨论艺术的重大区别。严肃话题与喜剧看似一对矛盾，萧伯纳却能将二者水乳交融。他作品中具有浓郁喜剧色彩的人物和情节，为其充满辩证逻辑的讨论提供了独特的助力。 萧伯纳戏剧中最常见的是堂吉诃德式的喜剧人物，如《人与超人》中的田纳、《康蒂妲》中的马本克、《魔鬼的门徒》中的伯谷英、《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中的博饶本等，他们都是主体意识膨胀，喜欢发表滔滔宏论的人物。通过塑造这类喜剧人物，萧伯纳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让他们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出乖露丑，成为受人嘲弄的对象，不断制造笑料；另一方面，他们都喜欢天马行空，放言无忌，也成为萧伯纳思想观念的传载者，话题的制造者和讨论的参与者。就喜剧情节的设计而言，他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利用传统佳构剧的情节元素“引诱”观众，而当观众开始沿着旧的欣赏习惯去预想主人公命运时，这些元素又纷纷被消解和颠覆，从而制造出喜剧效果。这种手法能在不断调动观众兴趣的同时，又不断打破观众的期待和幻觉，从而为讨论提供必要的场域和情境。如《巴巴拉少校》一开场，薄丽托玛夫人就准备与丈夫安德谢夫摊牌，要求他提高两个女儿的抚养费，并将庞大的家族实业传给亲生儿子。这是佳构剧热衷表现的财产权争夺、夫妻反目的戏码。《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开头是一个朦胧的月夜，罗马统帅凯撒与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在金字塔下不期而遇。这正是传统佳构剧热衷发挥想象、大肆渲染的时刻。但随着剧情的展开，这些吸人眼球的紧张浪漫戏码被消解于无形，在浓郁的喜剧气氛中，戏剧的重心被转移到严肃问题的讨论上来。 以讨论为特色的萧式观念剧，为欧美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易卜生开始出现的戏剧内涵哲理化、智性化的倾向，在萧伯纳戏剧中得到系统加强，后来又被布莱希特发扬光大，终于成为20世纪戏剧创作中一股强劲的潮流。在20世纪50年代“愤怒的青年”的剧作中，在哈罗德·品特的戏剧中，都能感受到萧伯纳通过“讨论”开创的观念剧的思想锋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