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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想主义者批判：萧伯纳与易卜生的联系与区别 萧伯纳在论述易卜生戏剧时，引入了两个重要概念：理想主义者(Idealist)、现实主义者(Realist)。萧伯纳定义的理想主义者有两种，都与人们的惯常理解不同。一种是指循规蹈矩之人，他们将主流价值观理想化，盲目崇拜和接受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与道德习俗。另一种是现存秩序的自觉维护者，这些人把责任和义务包装成美妙的理想，把理想偶像化，再假理想之名制定法律和规则，控制公众思想，进而把作为个体的人，裹挟到体制性、群体性的力量之中，把人变成了执行条律、实现理想的工具，抹杀个体生命的独立价值与意义。前者可称为大众的理想主义者，后者可称为精英的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是指那些敢于正视现实、直面真相的人，他们因而成为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露者，陈腐道德习俗的批判者。萧伯纳认为，人类的绝大多数，都是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者，只有极少数人是现实主义者。 萧伯纳偏爱实践，肯定现实主义者，而对理想主义者取负面评价，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他曾经尖锐地指出：“由于人们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理想可能会导致人们做一些反常的、恶意的甚至是谋财害命的事，这种理想可能比嫉妒和野心的危害更大。事实上，反映在社会制度和宗教条文里的理想的绝对力量常常使一些恶棍用一些美德的借口自欺欺人。”结果就是“这些恶人可以以理想的名义犯罪，这种理想如同地狱一般让人无法忍受。”[2](P30)他还认为，一切理想都是幻觉，是偶像崇拜，因而是虚假的。理想主义者信靠和追随虚假的理想，将其绝对化，制造出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掩饰或拒绝面对生活的真相。在萧伯纳看来，具有“自由意志”的现实主义者是制衡理想主义的重要力量，他敢于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能超越传统和世俗，对事物的判断更能抓住实质。 基于上述界定和价值判断，萧伯纳认定，易卜生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是理想主义不遗余力的反对者。他在易卜生戏剧中发现了一条批判理想主义者的主题线索：理想主义者死守理想，不敢面对真相，最后成为悲剧人物；一些理想主义者从现实真相中受到教育，幡然醒悟，丢弃了虚假的理想；而现实主义者勇于打破理想幻觉，揭露真相，唤醒民众。萧伯纳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以易卜生的作品为例，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述。他认为《群鬼》是以阿尔文太太的悲剧警示固守理想主义梦境、不敢正视现实的后果。《布朗德》中的牧师布朗德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他“投身于理想，渴望不断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最后越来越陷入谋杀者的冷酷，不能自拔。”[2](P52)《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她从现实中受到教育，走出了理想主义泥潭，去寻找真正的自我。《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是一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者，他甘冒成为小城“公敌”的危险，勇于揭露浴场被污染的真相。 熟悉易卜生戏剧的读者，必定会一眼看出萧伯纳的误读之处。事实上，易卜生戏剧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理想主义者!易卜生提倡一种“真正的自我主义”，认为“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1](P113)，也就是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按照个人的独立意志而生活，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自身精神力量的强旺为社会造福。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在这些理想主义者身上，他们具有坚强的信念，怀抱高尚的理想，向一切社会因循保守势力、虚伪道德发起攻击。《布朗德》中的布朗德、《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都属于这一类得到易卜生肯定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为什么萧伯纳会如此误读易卜生戏剧中的理想主义者，使之承载了一切受鞭挞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二人对理想的理解有相当大偏差。易卜生强调理想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以及理想的正面激励作用，认为理想有助于个性的发挥和自我的实现。萧伯纳看到的则是理想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它以理想之名，行禁锢和操控之实。正因为着眼点不同，他们对理想主义者的评价才会南辕北辙；在对理想主义者的认定上，才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如斯多克芒医生，以及觉醒后的娜拉，在易卜生眼中是理想主义者，在萧伯纳的定义中，却是敢于面对真相的现实主义者。萧伯纳脱离易卜生戏剧语境的误读，其真正目的，是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向各种禁锢个人独立意志和思想的意识形态力量发起挑战。事实上，萧伯纳终其一生，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者。 萧伯纳早期戏剧对理想主义者的批判，矛头直指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风尚。《华伦夫人的职业》是萧伯纳批判维多利亚时代虚伪道德的力作。剧中的薇薇在得知母亲华伦夫人是经营妓院的老鸨后，严厉斥责母亲不道德，逼问她为什么不挑一个高尚的职业挣钱。母亲告诉她，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子，要想生存，除了做苦力和卖淫，没有更好的路可走。母亲还告诉她，在维多利亚时代，培养女孩的目的就是要嫁个有钱的男人，靠男人养活，这和卖淫的区别只在于有无结婚仪式。华伦夫人的合伙人克罗夫爵士对薇薇说，其实那些上流社会的公爵、委员、议员们都在投资各种肮脏的生意，为发财不择手段。薇薇由此看到披在义务、良心、品德、礼仪等理想道德面纱背后的丑恶社会真相，受到强烈的震撼，她毅然与母亲和上流社会决裂，靠自己的学识和职业技能自食其力。剧中华伦夫人的心路转变具有更深刻的批判意义。华伦夫人早年为摆脱贫困而奋斗时，是一位蔑视虚伪道德和习俗的现实主义者，但在富裕之后，却变成了维护现存道德秩序的理想主义者，她开始追求高雅体面生活，还用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编织薇薇的未来，编织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母女关系。华伦夫人对维多利亚时代虚伪道德从蔑视到认同的变化，符合人之常情，惟其如此，她与观众之间的同谋关系才更鲜明地凸显出来，使观众从震惊中发现自己的思维误区，从而认识到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对于构建新道德伦理的重要性。 进入20世纪，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终结，整个欧洲动荡不安，西方文明陷入危机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萧伯纳对理想主义者的批判有了重大变化：他为理想主义者设置的活动场域更加广阔，除了当下的英国社会，萧伯纳还打破时空界限、超越现实逻辑，将人物放置到异域、历史、远古、未来、天堂、地狱中，从婚姻、生殖、民族、政治、战争等人类存在的最基本层面，揭露虚假理想主义危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萧伯纳把理想主义看成是人性的弱点，是人在软弱无助时的本能表现。现实往往是残酷无情的，人不敢正视它，就创造出各种意识形态神话，来美化现实，以逃避或忍受现实带来的痛苦。对人而言，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死亡，人承受不了这种恐惧，就安慰自己说，死亡是能被讨好的，甚至是可以避免的，于是就给死亡戴上不朽的面具。这个面具就是我们所称的“理想”。人们会说，有理想，生活才有意义，于是他就成了理想主义者，也就被形形色色的“理想”所禁锢，成为“理想”牢狱中的囚徒。而不同“理想”的矛盾，甚至会引发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人与超人》(1901)中的阮士登是婚恋道德理想主义者，《巴巴拉少校》(1905)中的巴巴拉是宗教理想主义者，《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7)中的杜依尔是爱尔兰民族理想主义者，《伤心之家》(1916)中的赫克托、曼根、伦得尔、赫什白太太、玛志尼等，都生活在各自的虚幻理想中，《苹果车》(1929)中的首相和内阁大臣们是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物由于被各种理想所蒙蔽，或陷入固念和偏执，或精神疲软、意志力缺乏。 萧伯纳在其戏剧中批判理想主义者的同时，还在积极塑造着变革社会、提升文明、进化人类的力量。早期戏剧中，这种力量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者身上。如《鳏夫的房产》中的商人萨托利阿斯，《华伦夫人的职业》中的才女薇薇，《康蒂妲》中的诗人马克本，他们都敢于面对社会真相，有批判精神和实践能力。进入20世纪之后，萧伯纳加强了对现实主义者的人格建构，赋予其超人内涵和更加丰富的形态。萧伯纳超人思想的核心是“创造进化论”，其实是达尔文进化论，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综合体。萧伯纳相信有一种推动人类进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叫“生命力”，正是它推动着生命进程不断进化完善。具有充盈饱满生命力的人，才是完美的人，也就是超人。萧伯纳20世纪戏剧中的超人形象，既有现实中的人，如安德谢夫(《巴巴拉少校》)、博饶本(《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也有历史人物，如贞德(《圣女贞德》)，还有完成了创造进化论中的新人类“千岁人”(《千岁人》)。萧伯纳认为，只有这样的超人，才能帮助“迷失在漫无目标的道德中、漂浮在自己编织的各种愚蠢的幻觉中”[3](P62)的理想主义者摆脱迷思，为人类掌舵引航，创建完美的社会。 萧伯纳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1922年第三版序言中指出：“如果人们早点理解易卜生的福音、早点重视易卜生的福音，战争中失去的1500万条生命可能现在还活着。因为战争就是各种理想的战争。”[4](P435)这是萧伯纳对刚刚结束的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发的感言。这里萧伯纳所说的“易卜生的福音”，其实是他化用易卜生之后生成的“萧伯纳的福音”。尽管这“福音”只有道义上的力量，并不具现实可行性，但萧伯纳正是在这种探索中，为自己的戏剧灌注了充沛的现代思想力量，从而超越了易卜生，站在了新时代的前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