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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事权威之争 叙事权威是门罗在作品中不断强调的问题。在短篇小说《红皮藻》(“Dulse”)中，女诗人质疑威拉·凯瑟(Willa Cather)作为作家能否真实描绘自己未曾经历的生活；在短篇小说《办公室》(“Office”)中，女作家面临的是对女性创作的怀疑和敌意。对作者叙事权威的挑战是门罗多部作品的共同母题。在《我年轻时的朋友》中，女儿虽然一直在复述母亲讲的故事，但却不断地插入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并通过重构母亲的叙事而挑战其叙事权威，这一点在小说开头就已显现。当母亲“固执而神秘地”描述渥太华谷的样貌时，女儿的声音开始质疑母亲叙事的可靠性。母亲强调这里“与众不同”，(Munro：4)房屋经过风霜的洗礼会变黑，这里产的槭树汁别处的无法比拟；而女儿却认为，这里令人失望，“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山谷；它不过是平坦的土地、灌木丛和小小的湖泊混杂在一起的地方——一个混乱不堪、杂乱无章的乡村，没有丝毫和谐可言，更加难以描述”。(5)物理空间是对心理空间的外化，对自然景观的不同描述不仅是叙事层面的差异，更是心理层面的冲突。 接下来，母亲开始描绘她所认识的弗罗拉。与母亲的故事中聚焦道德寓意、美化弗罗拉的叙事重点不同，女儿有意重构罗伯特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和影响力。母亲在其叙事中只给予罗伯特极少的笔墨，并将弗罗拉遭遇的两次背叛都归咎于女性(爱利与护士阿特肯森)，认为护士阿特肯森肯定“引诱了”罗伯特，可能是通过“答应给他生孩子，在年龄上撒了谎”(17)而骗他结婚。表面上看，母亲的叙事抹杀了罗伯特的存在，是对男性的贬抑，而实际上，这也将他所应负的责任轻轻抹去，由女性承担所有的罪责，这一看法带有父权文化中的女性原罪论色彩。 而在女儿笔下，母亲的叙事被修正。罗伯特不再是从不言说、无法理解的黯淡背景，女儿称他为“故事中真正的神秘人物”，(21)并指出“恰恰是他悄悄引发了所有这一切”。(21)这番评论看似谴责男性对女性的“罪行”，却又不同于常见的女性对父权社会的控诉，因为女儿同时又想象着罗伯特与爱利之间的纠葛，还暗自勾勒罗伯特的样貌：“我似乎看见了他，长着黑黑的头发，宽厚的肩膀，像拉犁的马一样强壮有力，还有同样被束缚的忧郁的美。”(12)罗伯特成了被凝视的对象，对其身体的描绘俨然一副颇具艺术性的油画，他的身体成了一件激发女性幻想的艺术品，颠覆了父权文化中女性作为“艺术品”、(Gubar：244)女性作为男性的书写“文本”的传统观念。在女儿的叙事中，男性身体取代了女性身体成为作家创作的“文本”，男性成了被想象的客体并带给女性无穷的乐趣，这实际上是对性别角色的重构。而在母亲所代表的早期女性文学传统中，由于不愿“挑战当时社会的价值标准”，(Showalter：17)女作家们通常“宣扬谦恭顺从的自我牺牲，斥责女性的我行我素”，(18)于是她们的作品极少出现对性别角色的倒置或僭越。从这个意义上看，女儿对罗伯特关注的背后是对传统女性文学规则的颠覆。 多年后，母亲故事中“悲惨的受害者”弗罗拉来信，称自己过得很好，和罗伯特、护士阿特肯森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还反过来向身染顽疾的母亲表达同情。在女性文本中，身体的不适通常被看作一种“隐喻”，(Gilbert and Gubar：xi)此刻，母亲已病入膏肓，从前一封封信中她“漂亮、清晰的字，那出自老师之手的字体已经面目全非”，(Munro：24)失去书写能力也象征着失去了书写和定义自我的能力。然而，女儿却毫不同情，反而认为母亲那些称呼过于亲昵却从未完成的信件是用“辞藻华丽的语言”从朋友那里毫不掩饰地乞求“爱和同情”。(24) 女儿于是着手根本性地修正母亲的故事——她在想象中对弗罗拉进行了重构。在女儿的想象中，弗罗拉不再扮演母亲故事中的受害者角色，她在新环境中过上了全然不同的生活。她学化妆，学开车，学游泳，学会用食物搅拌器、链锯、收银机等现代工具，甚至尝试结交新的男友和朋友圈——这一个个新的尝试将她从母亲的传统叙事中解放出来。考虑到母亲与女儿隐喻的女作家身份，在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女儿与母亲的关系与布鲁姆(Harold Bloom)所描述的男性诗人与父辈的关系类似，两人“犹如拉伊俄斯跟俄底浦斯相逢在十字路口”。(12)当男性作家通过误读消除对前人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时，女儿也通过修正母亲的叙事来建构自己的叙事权威，而对弗罗拉——母亲叙事中的核心人物——的重构则标志着女儿终于完成了对叙事权威的建构。 然而，故事在此处却突然出现了有趣的急转弯。在想象中，女儿与弗罗拉会面告诉她自己对她的了解、看法。然而，出乎女儿和读者的意料，弗罗拉静静听完女儿的话却“摇了摇头……我对她说的这些她并不感到惊奇，她觉得厌倦，我和我对她的看法，我的消息以及我认为可以了解她的一切的想法，所有这些都令她厌倦不已。”(Munro：26)弗罗拉的“摇头”、“厌倦”暗示，女儿自认为对弗罗拉的“全面”了解可能并不全面，而她重构的弗罗拉的真实性更值得怀疑。虽然女儿将与弗罗拉的会面看作“不过是一场梦”，但这种有意识地淡化会面的真实性、把它“当作一场梦”(26)的想法反而暗示在女儿潜意识中意识到这场会面的重要意义。同时，弗罗拉是女儿自己构建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弗罗拉就是女儿价值观、是非观的化身。那么，她对女儿叙事权威的挑战便提示，女儿很可能已经自发地对自己的重构产生怀疑。 女儿潜在的自我质疑使她联想到了同样出现在梦中的母亲。在梦中，母亲的病情大为好转，带着“既让人吃惊、又让人轻松的宽容”对女儿说道，“哦，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来的”。(Munro：26)看到这似乎象征母女和解的大团圆场景，女儿在意外和欣喜之余却深感困扰，甚至有种“受骗的感觉……被她病痛有所缓解这一可喜的转变触怒、戏弄，进而深感上当受骗”。(26)从常理来说，梦见因患病而终日痛苦的母亲恢复健康，女儿理应感到宽慰。然而，她却感到“被骗”、“被触怒”。这种不合常理的感受与她一直试图获得的叙事权威有莫大的关系。女儿的自我建构维系于对母亲的叙事权威的消解以及与母亲的对抗关系之中，与母亲的对立是女儿获得叙事权威的基础，然而这一叙事权威却是虚幻的，面对弗罗拉的“质疑”，它开始崩塌。 女儿重构的“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相？她对母亲的猜测是否属实？这一怀疑也反映出门罗本人在多次访问中提及的对于艺术家能力的质疑：“作者并不比别人更有特权”(Blodgett：113)——作为主导的叙事声音，女儿对弗罗拉的重构一定比母亲的故事更接近真相吗？这一质疑与《红皮藻》中的疑问如出一辙，它使女儿曾经极为肯定的判断，比如“我看穿母亲的故事”、“我相信我能明白母亲的心思”、“我知道她会怎么处理……”(20)具有反讽效果，暗示这些内容很可能只是她刚愎自用的主观臆想。 女儿带着从重构弗罗拉的过程中获得的顿悟再次审视梦中的母亲，她看到母亲“颇为随意地从囚禁她的病榻上下来，表现出我从没想到她会拥有的选择权和力量”。(26)女儿一直忽略的母亲的“力量”——“漫不经心、快乐而不是讥讽的幽默，她的愉快，她的渴望，她的信心”(4)让女儿意识到自己对母亲的认识有失偏颇。这一认识让女儿痛苦，当对立面消失时，她对于叙事权威的挑战、争取甚至自我建构都失去了意义。她感慨道，梦中的母亲将她“背负至今苦涩的爱变成了幻影——毫无用处、多余的东西，就像幻觉的妊娠一样”。(26)这里“苦涩的爱”隐喻文学传统中的“女儿”对“母亲”矛盾重重的感情——既想要挑战和摒弃母亲的传统，又深感无法彻底逃离其影响。直到在梦中，她重新认识母亲时才发现，这些“苦涩”以及自己苦苦挑战的“权威”竟然只是源于自己内心的“幻影”。 小说就夏然而止，接着颇显突兀地简述了17世纪苏格兰的卡梅伦派教徒与国王及教会的对抗，他们将主教乱刀砍死并骑马踏过他的尸体。将这个故事置于女儿的“顿悟”之后显然是要突显两者间的互文性。无论是对抗国教的卡梅伦派教徒，还是因为要被处以绞刑而解散教会的教士，其行为都与女儿一样，试图通过打破、解构固有传统来实现自我建构，前者努力打破宗教传统，后者则对文学传统进行解构，这些行为与当下以破为主的后现代思潮也颇具相似性。在对母亲和弗罗拉的解读都被否定后，推崇反传统的女儿开始反思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对弗罗拉和母亲的再认识标志着自我反诘的开始。母亲在开篇所说的“晚来总比不来强”(4)因而具有预言性和象征性，她相信女儿终会认同自己，这一认同虽然来的晚，但总会到来。小说的题目“我年轻时的朋友”呼应了这种认同：它曾是女儿最反感的、母亲在信中对旧友的“花哨”称谓，而女儿最终却以它为标题，这无疑传达出女儿对母亲的认同。安排这样的结局，对作者门罗而言并非偶然，与其对后现代思潮回避的态度不无关系，是其创作的主要基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同为“女儿”的门罗在面对前人留下的女性文学传统时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