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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的隐喻 《我年轻时的朋友》的叙事核心是母亲和女儿对弗罗拉故事的不同阐释，两人的叙事时而交错时而对峙，构成故事的主要张力。母亲与女儿都曾表示要写出弗罗拉的故事。最终，女儿完成了作品，她与写作的关系不言而喻；母亲虽未真的完成创作，但却与传统女性书写有着紧密联系：其一是带有早期女性文学特征的书信体，其二是具有口头文学传统的讲故事形式。小说正是在两种方式的相互交融、层层推进中铺展开来。 早在18世纪，书信体就已成为女性创作的主要形式。斯本德(Dale Spender)认为，书信体作为一种话语具有警示作用，因为书信是“社会允许女性写……给自己看”的东西(例如日记)，它使得“男性和女性，公共和私人这样的二元对立……得以为继”，和“在家庭范围内为其他女性而作的趣闻轶事，甚至还有为女性而创作的小说”一样，书信体是“女性写给女性的话语，它只限于私人范围”。(192)虽然书信体赋予18世纪的女性一定的自我表达空间，但它的主要功能却是警示女性要遵循性别角色，从而确保“不会给男权统治秩序造成麻烦”。(192) 在《我年轻时的朋友》中，母亲的书信“写作”同样具有对“统治秩序”的强化作用。首先，对母亲来说，书信不仅是主要的信息来源、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工具，还恰如其分地传输并承载了母亲对性别身份的观念：作为一位已出嫁的女士，母亲坚信婚姻对女性的重要意义，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优越感。母亲对于婚姻的观念无疑将她纳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而书信则是将这些意识形态传递出去的重要途径，扮演着认同主流观念和秩序的角色。在母亲眼里，弗罗拉等没结婚的女士理应接受她的同情与指引——这从她说出《没结婚的女士》这个题目时“庄严而伤感的语气”中就可以看出。没结婚，对母亲而言等于一件“庄严”而重要的事件的缺失，是“伤感”和令人同情的，于是，当母亲听说弗罗拉第二次被抛弃时，便带着“过来人”(Munro：19)的优越感和自信给弗罗拉写信表示同情。 故事中母亲的书信体于是成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形式，它赋予母亲话语权与权威地位。通过书信，母亲表达自己对正义一方(弗罗拉)的支持，对非正义一方(罗伯特)的谴责。这使它与道听途说的流言、小道消息有本质的区别。流言，因其来源的模糊性而成为潜在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故母亲排斥流言，对针对弗罗拉的流言尤为敏感。然而，当母亲写信为弗罗拉打抱不平时，对方却回信说，她不知道母亲“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但她似乎是误解了，或是听了别有用心的人的话”，从而“得出了毫无根据的结论”。(Munro：19)这番话使母亲深受打击，于是和弗罗拉断了联系。打击不仅源于自己的好心被拒绝，更在于，弗罗拉将母亲的书信内容等同于“谣言”的看法，无异于将母亲认为最为正统的信息和传递方式变得“不合法”，同时也剥夺了母亲自认为的“仲裁者”的身份，这对于坚信自己代表公平、秩序的母亲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书信，即写作，对母亲的自我认同和定位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母亲与女性书写的另一关联是讲故事的传统。这是《我年轻时的朋友》中的重要沟通方式，瑞德科普(Magdalene Redekop)认为，女儿通过转述母亲的故事而“重拾讲故事的母系传统”。(1992：211)小说一开始，女儿就转述母亲的故事，“据母亲讲……”、(Munro：4)“母亲说不上……”、(5)“母亲以为……”、(5)“我母亲想……”，(6)它们提示母亲是小说中主要的讲故事的人，与讲故事传统的联系使母亲的故事成为一种口头“书写”方式，她的讲述以口头形式“书写”了弗罗拉的人生。 母亲的口头“书写”具有传统色彩。母亲着力歌颂的弗罗拉的品质首先是对传统的坚守。在邻居们看来，弗罗拉的宗教虽然严格，却并不禁止现代电器或是娱乐，但她却由于“个人原则”(5)——更彻底地遵循教义——而自愿选择这样“落后”(5)的生活：她严格回避一切现代设施，家中没有任何电器，甚至没有电，用的是昏暗的煤油灯；她的房子是穷人才会住的黑木板房且从未粉刷过。然而，母亲却与弗罗拉成了好朋友，并称赞她的传统美德。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母亲与弗罗拉的相似性——即对传统的坚守。此外，母亲还认为弗罗拉是一个“高贵的人”，(19)她虽然被妹妹和罗伯特背叛，却帮他们安排婚礼；在妹妹缠绵病榻时照顾她、承担所有的家务和农活。然而，女儿在转述母亲所讲述的故事时却不时插入自己全然不同的观点。在她眼中，弗罗拉绝非母亲所说的那么完美，相反，她是“邪恶的人物”、“长老会教派的女巫”，“读的全是有害的书”。(21)这些分歧，如女儿所说，并非个人观点：“母亲的想法竟与她那个时代的某些进步观念相吻合，而我的想法同样与我这个时代的人所推崇的观点相一致。”(23)这一断言提示两人的“文本”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暗示两人的叙事差异中蕴含的社会文化冲突。 如果将母女二人的“文本”置于美国主流文学传统之中，可以看出两人叙事中隐含的不同伦理取向。母亲的传统“文本”极具道德说教色彩，书写的是正统的道德、价值观；而女儿的“文本”则具有反传统色彩，充满对母亲价值观的质疑。母亲的“文本”将弗罗拉的妹妹爱利(Ellie)一连串的不幸看作上帝的“惩罚”，认为“上帝给予匆忙的婚礼以惩罚……上帝对贪欲的奖赏便是死婴、白痴、兔唇、肢体萎缩还有畸形足”；(11)而弗罗拉的宗教热忱、牺牲和宽容则完全符合“虔诚、纯洁、顺从、居家”(Welter：152)这些在传统文学中不断被讴歌的“理想女性气质”(ideal womanhood)，“她接受缺点、背叛，她原谅，然后站到一旁，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而且从不抱怨”，(Munro：19)这种过度的宽容和自我牺牲精神再现了早期文学作品中模式化的女性自我牺牲形象，这一形象的建立恰好反映了母亲所代表的传统道德观念。女儿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即使弗罗拉自己的农场被罗伯特和护士阿特肯森(Nurse Atkinson)夺走，母亲仍然会从宗教和道德层面寻找安慰：“没关系。没关系——上帝的选民被耐性与谦卑所遮掩，却被信念所照亮，什么也阻挡不了这种信念。”(20) 女儿极力排斥“圣人般”的弗罗拉，毫不留情地揶揄她的“奉献”：她的牺牲精神变成“……以受苦和宽恕为乐，暗中窥视妹妹的不幸生活……”；(20)不眠不休的劳动换来的却是“无情的强光”照射进房间，家里“干净得吓人”和妹妹爱利的抱怨，母亲甚至因此患上了皮疹。(7)女儿的解读与“痛斥自我牺牲信条”(Showalter：24)的女权阶段(the Feminist Phase)的女性创作理念颇为接近，她还赋予小说不同的结局：内心的邪恶反映在肢体残障上，弗罗拉在女儿笔下变成了跛子，完全失去了母亲所说的女王风范，她无法自由行走，只得任凭护士阿特肯森摆布。当弗罗拉所有的“邪恶”书籍被付之一炬时，女儿拍手叫好，感叹自己设计的这一情节是“结局的美妙之所在”。(Munro：21) 母亲与女儿的叙事中的另一差异是对性的不同态度。女儿认为这是弗罗拉在两个故事中迥然不同的原因：“弗罗拉对性的厌恶正是她在我的故事里邪恶而在母亲的故事里备受赞颂的原因。”(22)母亲总是“压低嗓音”，“阴郁而谨慎”(22)地谈及性的话题，认为只有“庄重、谨慎和冷淡”(22)才能使女性获得保护，而这在女儿看来却是“高雅的专制”、“空洞”和“浅薄”。(22)母亲这一“创作理念”与19世纪60—80年代的女性文学中“对性的憎恶”(Showalter：26)颇为相似。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写照，这种对性的态度不仅是道德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女性文学传统特征。对性的不同观念是母女两人相左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外在体现，从本质上看，它与母亲对传统的认同是分不开的，这种认同带来的是母亲与女儿在创作身份、理念上的差异。 总体来看，母女二人的身份具有隐喻性，都与女性文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两人的文本所代表的文学范式却相去甚远。围绕弗罗拉讲述的故事形成了一个叙事空间，母亲和女儿的叙事在这里相遇、冲撞。两人的叙事代表着符合自己时代精神的文学表达，是对不同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念的直接反映。这里，母女关系已经变为一种象征，隐喻了女性文学传统中前辈与后辈女作家之间的关系。在年少时的女儿看来，母亲在许多方面都成为男性文学传统、价值观的镜子，她的书写无法为女儿提供可以遵循的女性文学传统。于是，女儿开始修正母亲的叙事，从而引发了叙事权威之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