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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共同体的衰微 罗伯特·克劳福德在《苏格兰之书：苏格兰文学史》中写道：“布朗展现了一个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在那里慈善极度缺乏。”(15)这句话道出了布朗小说的精髓。作为反菜园派的旗手，布朗对菜园派粉碎性的一击表现为他对苏格兰共同体的重写。在菜园派的笔下，古老的苏格兰共同体依然坚挺，顽强地抵御着铁路时代和商业社会的侵袭。而在布朗的反菜园派小说中，古老的苏格兰共同体日渐衰微，芭比小镇“肮脏小团伙”的出现就是共同体衰微的显著标志。 小团伙是一种畸变的共同体，它最为显著的畸变是慈善和正义的缺失。诚如弗朗西斯·哈特所言，共同体是苏格兰文学的主导神话，它是“个人价值的基础和救赎的条件”(16)。提摩西·贝克归纳了共同体的四个特点：它所指的是一个地方的、以地理区划为基础构建的区域；它具有可以共享的民族以及政治目标；它具有可以共享的道德和伦理方式；它能够创设人际关系和个体呈现自我的语境。(17)虽然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哈特和贝克都在强调共同体要给个体提供呈现自我的语境，换句话说，就是共同体必须有助于或者至少不妨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就这一点而言，芭比小镇的小团伙完全背离了共同体价值观，已然沦为个体呈现自我的阻碍，甚至成为毁灭个体的大舞台。小团伙成员热衷于制造谣言(他们的谣言成为古尔雷悲剧的助推剂)；他们不仅危害邻里，还充满好奇心地期盼邻里悲剧的发生。就此而言，虽然芭比小镇的小团伙依然满足贝克所列举的前三个条件，但它颠覆了苏格兰共同体最本质的价值观，将其更名为“小团伙”可谓是恰如其分。 值得注意的是，克劳福德所说的“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不是专指小团伙，而是指整个芭比小镇的人。受制于金钱并非小团伙的专利，游离于小团伙之外的威尔逊与吉布森、与小团伙势不两立的古尔雷、红狮子酒吧的老板、终日研究《国富论》的老校长，都是受制于金钱的典范。连只会躲在阁楼上偷看低俗小说的小古尔雷都在梦想着早日接手家里的生意，以便彻底告别无聊的学校教育。商人乃至商人的孩子受制于金钱，还算是情有可原。但是，作为“教区道德执行者”(18)的主祭和老校长也一切朝钱看，就颇值得警觉了。主祭是小团伙的一员，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红狮子酒吧供职，并因为嫉妒古尔雷的豪宅和财富而不断诅咒，直至后者家破人亡才肯罢休。更为可悲的是老校长，他不认真教他的希腊文，对小古尔雷等学生逃学一无所知，却整日闷在小房间里研究《国富论》。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是反菜园派的徽标，是它和菜园派笔下苏格兰共同体的区分所在。 约翰·斯比尔斯曾经哀叹说，彭斯之后就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苏格兰文学，因为“佛格森和彭斯诗歌中暗含的古老的苏格兰共同体”(19)已被工业革命破坏。斯比尔斯所设定的时间节点有些过早，因为在菜园派的笔下，古老的苏格兰共同体依然坚挺。菜园派笔下的共同体不仅创设了个体呈现自我的语境，还缔造出令人感动的可塑之才(lad o'pairts)(20)的故事。麦克莱伦的《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被认为是可塑之才神话的经典：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慧的男孩豪尔在德拉姆休为首的全体村民资助下到爱丁堡大学读书，他不负乡亲的厚望，为他们捧回了一大堆奖品和奖章。然而，没等成为一个出色的学者，年仅21岁的他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德拉姆托奇蒂为豪尔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在豪尔的墓碑上，除了名字、年龄以及辞世的时间，还特别刻着他的学位以及一句颇有深意的墓志铭：“他们将把整个民族的光荣和荣誉带给它。”(21) 英国社会学家麦克罗恩对可塑之才的文化蕴涵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可塑之才所孕育的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是前资本主义的。赚钱被认为是过度被贪婪所驱使，而不是用理智和感情中立的方式去追求”(22)。菜园派所塑造的可塑之才神话的核心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崇尚平等主义教育、不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商业成功不被称道。在列举多姆西校长的教育硕果时，商人被排在最后，而且被耐人寻味地加上了引号：“在多姆西时代，学校送出去的英才中有七位牧师、四位校长、四名医生、一位教授、三名公务员，还有许多‘将自己献身于商业追求’。”(23)菜园派笔下的共同体不受制于金钱，他们有着更神圣的目标：倾全民所有，培育可塑之才。校长把自己的钱都用在学生身上，家人宁愿几年不换新衣服也要成就求学梦，村里的富裕户舍得拿出比买一头牛还多的钱来赞助。在苏格兰共同体的语境中，培养学者是“为整个英联邦增添财富”(24)。 作为反菜园派的旗手，布朗毫不留情地撕开了苏格兰平等主义教育的面纱。本该互帮互助的共同体开始互相仇视，本该把爱心和金钱都用在学生身上的老校长埋头研究《国富论》，本该为乡亲捧回一大堆奖章的“可塑之才”小古尔雷只捧回一个校园文学奖就忘乎所以，开始嗜酒如命。尤其可气的是，这样一个可悲而又可恶的家伙竟然用彭斯的诗句“自由与威士忌同行”当作酗酒的护身符。尼尔·麦克林在《北方大学的生活》(1874)中写道，大学教育是苏格兰人的至善，苏格兰平等主义教育使得大学对穷人和富人都敞开大门，这是“我们国家的骄傲和荣耀”(25)。如果平等主义教育产出的是菜园派笔下豪尔之类的英才，那它无可否认地是国家的荣耀。但是，如果不幸产出了小古尔雷这样的败类，那就是平等主义教育的耻辱了。更何况，在苏格兰的语境中，可塑之才仅限于男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布朗在展现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的同时，还慢慢撬动了苏格兰共同体的根。菜园派笔下的苏格兰共同体之所以坚挺，是因为它的根牢牢地扎在乡村，就像麦克莱伦在《旧日好时光》中所写的那样：“他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如果你把它们拔出来，他的心就会枯萎和死亡。”(26)而在布朗的小说中，城市的黑手已触手可及。爱丁堡成为小古尔雷的堕落之地，是生活在爱丁堡的母亲的旧好引诱他贪恋杯中之物；格拉斯哥成为吸钱的黑洞，古尔雷错误地运用了铁路的便捷，到格拉斯哥用房产抵押借钱，让自己败落到无可挽回的境地。 一旦离开了乡村的土壤，共同体就不复为共同体。(27)一旦共同体风雨飘摇，苏格兰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苏格兰。这绝非危言耸听。麦克罗恩曾明确指出，对1890年代乡村教区学校的理想化(例如菜园派文学)其实是捍卫苏格兰性的体现，因为人们把平等主义教育神话“看做是苏格兰的一种特性，而它已经受到英国化的侵袭”(28)。对于苏格兰而言，共同体的衰微无异于民族精神的蜕变。布朗在1901年10月写给欧内斯特·贝克的书信中说，《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是一部“残忍的和血腥的书”(29)。时隔不久，他就不幸英年早逝。到底“残忍和血腥”应如何理解？后人只能依据文本去推断。从表面上看，马车商人的悲剧就足以将“残忍和血腥”囊括其中。但是，从更深层面审视，如果没有商业意识在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中的弥散，没有缺乏慈善的小团伙的推波助澜，血腥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从这种意义上说，恰是商业意识的弥散和乡村共同体的衰微，才使得《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残忍的和血腥的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