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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乔治·道格拉斯·布朗的《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1901)用堪与菜园派比肩的苏格兰地域风情书写，展现了芭比小镇在铁路时代的沧桑巨变：顺势而为的商人威尔逊从中发迹，逆流而动的商人古尔雷不仅财富尽失，还赔上了全家的性命。布朗笔下的乡村不再是菜园派小说中的理想化乡村，古老的苏格兰共同体已然堕落为“小团伙”，集想象、常识、能量于一身的威尔逊被奉为苏格兰商业“美德”的典范，缺乏常识却有错误想象和毁灭性能量的古尔雷则被视做眼中之钉。“小团伙”的风言风语是古尔雷悲剧的催化剂，而“小团伙”的得势则预示着作为苏格兰文化灵魂的乡村共同体的衰微。正是由于商业意识弥散和乡村共同体的衰微，才使得《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成为名副其实的“残忍的和血腥的书”。 关 键 词：反菜园派/苏格兰/商业“美德”/小团伙/乡村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卫新(1969- )，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苏格兰文学与当代英国小说。 19世纪90年代，正当苏格兰菜园派小说如日中天的时候，尚在牛津大学读书的乔治·道格拉斯·布朗(1869-1902)就对菜园派小说的苏格兰乡村书写表示了不满。他信誓旦旦地说：“我要写一部小说，告诉你们所有人苏格兰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①1901年，也就是布朗辞世的前一年，这部名为《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的反菜园派扛鼎之作终于问世。布朗以堪与菜园派比肩的富有苏格兰地域风情的书写，展现了芭比小镇在铁路时代的沧桑巨变，“描述了另外一种农村生活”②。 何谓“另外一种农村生活”？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从菜园派小说中的乡村说起。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卡梅伦所言，菜园派展现的是“未受铁路、贫富两极分化和政治争端等现代性象征所侵袭的小镇和乡村苏格兰的、感伤的和性别化的意象”③。虽然铁路已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麦克莱伦等人的菜园派小说中，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古老的苏格兰乡村共同体依然稳固，顽强地抵制着商业及工业的侵袭。与麦克莱伦笔下神话般的德拉姆托奇蒂乡村不同，《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中的芭比小镇已阔步迈进铁路时代，铁路已经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依托。顺势而为的“鼹鼠猎手”威尔逊从中发迹并登上行政长官的宝座，逆流而动的马车商人古尔雷不仅财富尽失，还赔上了全家的性命，他曾经引以为荣的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也沦为令人恐惧的空宅。古尔雷的悲剧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用苏格兰商业“美德”标准考量，缺乏常识(即自控)是他致命的弱点。然而，与“小团伙”的风言风语相比，“美德”的缺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小团伙”的敌对才是古尔雷悲剧的催化剂，小说中“小团伙”的得势预示着作为苏格兰文化灵魂的乡村共同体的衰微。 一、马车商人的“美德”缺失 《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展现的是芭比小镇在铁路时代的沧桑巨变，而该巨变的标志是马车商人古尔雷的败落。在铁路尚未入侵之时，古尔雷垄断了全镇的运货生意，他的豪宅(即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是芭比小镇的靓丽风景线，让人心生敬畏。夏日清晨的芭比也宛如一幅菜园派笔下的静态画卷：“清新的空气，从红色的烟囱中冒出来的稀薄而遥远的烟，照耀在屋顶和两边山形墙上的阳光，黎明时分玫瑰色的清晰的万物——更重要的是，安宁和平静——使得芭比，一个通常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在夏日的早晨成为非常宜人的、可供俯视的地方。”④作为商人，古尔雷无意欣赏美景，他驻足凝视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生意兴隆。他特意安排马车商队同时出发，让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行在芭比的大街小巷，这种大胆的炫耀是他送给“他的敌人们的一记耳光”(House：3)。然而，事与愿违，马车商人的炫耀非但未能压倒商业敌手们的气焰，反而助推了他们奋发图强的“雄心”，炫耀的结果是古尔雷成了芭比商业世界的众矢之的与孤家寡人。 有趣的是，虽然古尔雷被冠以马车商人这个封号，但他财富的主要来源却并非马车生意。为了排挤竞争对手，他不惜以零利润为代价运送货物，直到对手无货可运，这种赔钱赚吆喝的生意之道不可能给他带来巨大财富。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泰姆普莱德缪尔租给他的采石场以及妻子的嫁妆。在芭比未受铁路侵袭的时候，泰姆普莱德缪尔出于朋友的义气和对古尔雷的敬畏，答应把采石场租给他12年。古尔雷凭借采石场发迹，还就地取材建造了他气派十足的豪宅。此外，古尔雷凭借自己非凡的男性气概，赢得了邻镇富人的欢心，把他并不喜欢的富家之女迎娶进门，获得了丰厚的嫁妆以及作为粮食经纪人的新生意。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古尔雷赖以生财的采石场是一种借鸡下蛋的游戏，难以维系长久。铁路时代来临之际，泰姆普莱德缪尔在精明泼辣的妻子的唆使之下，决定不再续约，“摇钱树”物归原主，断了古尔雷的一方财路。与此同时，妻子带来的嫁妆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升值，到铁路时代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采石场被收回之后，古尔雷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马车商人。商业竞争是无情的，铁路发展也无法逆转。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言，“一个更好和更快的铁路系统是一个更好和更快的不列颠的标志”⑤。1835年，连接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铁路开通。到了1850年，英国铁路运营里程已接近6000英里。铁路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并非每个人都从进步中获益。殷企平教授将19世纪的英国铁路比喻成冷冰冰的“铁马”：“这种铁制的工具和它们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绝不会顾及人的身体与情感，更没有四条腿的马儿的那种忠诚。”⑥在无情的铁马来临之际，谁也挽救不了未能跟上“铁马”步伐的马车商人的厄运。作为马车商人，古尔雷运送的货物主要是乳酪和粮食，还有就是给建筑商吉布森运的建材。乳酪容易变质，是一种更适合铁路运送的商品。芭比进入铁路时代之后，威尔逊借助铁路运输开始抢夺乳酪生意，由于他出价更高，古尔雷很快在乳酪生意场败下阵来。粮食保质期较长，但盈利并不丰厚；更何况，古尔雷为了排挤对手不惜削足适履，经常干一些赔钱赚吆喝的傻事。 铁路时代让马车商人在商界风光尽失，但古尔雷的傲慢却丝毫未减。他试图东山再起，开始相信机遇，但“机遇总是背叛他”(House：236)。铁路的来临让他的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飞速升值，但他却一再错误地运用着铁路的便捷。为了挽救商业的败局，他冒险到城里把房产做了抵押；为了和威尔逊攀比，他在家庭资产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把只对“傻傻的小说[低俗小说]有一种傻傻的兴趣”(House：64)的儿子送到爱丁堡大学去读书。不幸的是，在爱丁堡大学出人意料地获得某个校园文学奖之后，自小就不爱读书的小古尔雷便开始嗜酒如命，最终被校方开除。儿子被开除之际，恰逢古尔雷房产抵押已经透支、向朋友借钱频遭婉拒之时，他奚落了儿子几句，竟为此招来杀身之祸。随后，儿子、妻子和女儿相继服毒自尽。在服毒之前，他们从来自格拉斯哥律师的信件中得知，房产抵押已经透支，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即将不为他们所有。 布朗在小说第11章的开头浓墨重彩地推出了铁路时代的苏格兰商业“美德”，而这一章正是古尔雷行将败落、威尔逊迈向辉煌的关键节点。所谓美德，其实就是商业成功的三大要素：预见计划的想象、改正计划的常识、推进计划的能量。之所以被称为苏格兰商业美德，是因为“苏格兰人，也许比其他人，更多地具有商业成功的三大要素”(House：93)。在苏格兰的语境中，商业美德之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出生于苏格兰东海岸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列举的四种美德，即精明、正义、自控、善行。菲茨吉本认为，斯密的四种美德“是传统的斯多葛美德的别称，它们是(按同样的顺序)智慧、正义、节制、勇气”⑦。如果菲茨吉本的论断成立，那么布朗小说中的商业美德就成了对斯密四大美德的微妙改写：想象和精明(智慧)、常识和自控(节制)、能量和善行(勇气)基本吻合，而四大美德中的正义却被无情地抛弃。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是这样阐述正义的：“当我们禁止对邻居进行任何实质的损害，不直接伤害他，无论是他的身体、他的财产，还是他的名声，那就可以说我们对邻居是正义的。”⑧正义之所以被苏格兰商业“美德”无情抛弃，是因为到了铁路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读《道德情操论》，他们终日手捧亚当·斯密更有名的经济学著作。当被称为“漂白男孩”(bleach-the-boys)的校长被问及被父亲送往爱丁堡大学的小古尔雷是否能成才时，老校长不置可否，“走回他闷死人的小房间去研究《国富论》了”(House：164)。老校长埋头研究《国富论》，这预示着商业意识已经渗透到芭比小镇的每个角落，而为《国富论》奠定了心理基础的《道德情操论》却被人们抛到了脑后。 虽然正义(即不伤害他人)被苏格兰商业“美德”排斥在外，但布朗小说中商业“美德”的典范、古尔雷的直接商业对手威尔逊由于超人的自控能力，却自始至终未越过正义的红线。单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与其说古尔雷的失败是由于商业对手的伤害，倒不如说是因为其自身“美德”的缺失。想象、常识、能量三大美德相互依存，一旦缺失了常识，想象和能量就有可能转化成商业的负能量。古尔雷缺乏常识，却有错误的想象和毁灭性的能量。在两个关键的节点，古尔雷完全失去自控，让冲动占了上风：其一、他在明知违约代价的情况下痛打吉布森并拒绝继续为后者运货，后者的一纸诉状把他推到了倾家荡产的边缘；其二、他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因为听不惯公共马车上小团伙的风言风语而做出“一生中最具灾难性的决定”(House：160)，把自小就天天逃学的儿子送入爱丁堡大学。后者是他最失败的商业想象：他不顾儿子的抵制，不听好心人的劝阻，在儿子已露出酗酒苗头的时候，还用毁灭性的能量(抵押房产借钱)推进着自己的计划，终酿成家庭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