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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上的法律” 除了法律命令说之外，法律的概念和起源问题还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庞德(Roscoe Pound)认为，在古代社会，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与宗教律法并无本质不同：“古代社会中那些我们现在所称的法律，往往就是祭司们所宣布的、并以忏悔和开除出虔诚社会等办法来保证执行的那些戒律。”(10—11)伯尔曼(Harold Berman)也认为：“法律以其稳定性制约着未来；宗教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既存社会结构挑战。……事实上，在有的社会(比如古代以色列)，法律，即《摩西五经》，就是宗教。”(12)无论是《一报还一报》剧中的维也纳，还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宗教之“罪”(sin)与刑事犯罪(crime)往往纠缠在一起。世俗法庭具有浓郁的宗教法庭氛围，而宗教法庭也常常管辖婚姻、财产等“世俗”案件，正如剧中的文森修公爵既代表了教会的权威，也代表着君王的权威。(Condren：160)如施克莱(Judith Shklar)所言： 实际上，贯穿整个历史，各政府都一直忙于为上帝而行上帝之职。刑法的历史就是“保护上帝利益”的故事。蒙昧国家曾经惩罚罪孽以避免上天惩罚，并把救赎罪孽和消除堕落当作集体共同的职责。后来世俗法庭接管了宗教法庭的某些管辖权，但其目的依然如故，这一点恐怕它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40) 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一报还一报》中的维也纳生活着一群社会最底层的卑贱人物：寡廉鲜耻的妓院老鸨、浪荡不羁的嫖客、醉生梦死的酒徒，以及形形色色的囚犯、盗贼、皮条客和纨绔子弟。(Bloom：370—80)然而在这个妓院林立的城市里，却有着极为苛刻的“严刑峻法”。(1.3.19)甚至在最高执法者的眼中，这些法律也未免太过“严峻”，以至于在他执政的十四年里从未真正施行，因为“恐怕那样也许会叫人过分畏惧了”。(1.3.34)不过，正如文森修公爵私下里对托马斯神父所说的那样，维也纳的法律固然严峻，现在却必须要严格执行了。为了避免给自己招致“暴政”的恶名，文森修把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交给了“一丝不苟”(1.3.50)的安哲鲁。果不其然，以圣人自居的安哲鲁新官上任三把火，不但把维也纳近郊的妓院一律拆除，而且为了昭示维也纳的法律“虽然暂时昏睡”，现在“已经醒了过来”，(2.2.92)还把互许终身但未婚先孕的青年男女克劳狄奥与朱丽叶游行示众，稍后即将处以极刑。同样不出文森修所料的是，沉睡了十四年的严刑峻法一旦重新实行，立即引发了维也纳社会的轩然大波。一时之间，举国民怨沸腾、人人自危，安哲鲁成了维也纳最不受欢迎的人。克劳狄奥固然声称自己是罪有应得，但对于新公爵的执法尺度却感到愤愤不平： 现在这个新任的摄政，也不知道是因为不熟悉向来的惯例；或是因为初掌大权，为了威慑人民起见，有意来一次下马威；不知道这样的虐政是在他权限之内，还是由于他一旦高升，擅自作为——这些我都不能肯定。可是他已经把这十九年来束诸高阁的种种惩罚，重新加在我的身上了。他一定是为了要博取名誉才这样做的。(1.2.142—48) 剧中爱斯卡勒斯也许最能代表普通民众对于克劳狄奥的态度：“可是我们的刀锋虽然要锐利，操刀的时候却不可大意，略伤皮肉就够了，何必一定要置人于死命？”(2.1.4—6)然而无论是克劳狄奥，还是爱斯卡勒斯，似乎都忘记了：安哲鲁其实只是执法者，而不是立法者：“法律判你兄弟的罪，并不是我。他即使是我的亲戚、我的兄弟，或是我的儿子，我也是一样对待他。”(2.2.82—84) 如果说安哲鲁因严格执法而承担了一份本不属于他的舆论压力，那么现代评论家则把矛头指向了维也纳的刑法本身。舒格(Debora Kuller Shuger)认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公爵、爱斯卡勒斯、依莎贝拉，甚至克劳狄奥都从未意识到对‘私通’行为处以死刑的‘严刑峻法’是骇人听闻的行为。他们质疑安哲鲁执法苛刻，但似乎并未觉得法律本身违背了人的基本道德权利。”(9)如舒格所言，如果按照现代刑法理念，克劳狄奥的“私通”行为根本不能构成犯罪，更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如果回到该剧的历史语境之中，舒格对于维也纳法律的批评未免有失公允。纵观该剧便不难理解，维也纳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社会，而且正如施克莱所说，“凡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观念上都不会接受法与道德相分离，而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最不朽代表的各种教化式政体(educative polity)理论也不会接受。”(44)因此也可以说，维也纳法律是渗透着神学思想的道德和宗教律法，而不是厘定权利的现代法律，它惩治的是人的内心欲念，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犯罪。 仅就《一报还一报》一剧而言，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法治抑或人治的矛盾冲突，而是在于维也纳的法律本身。宗教法律和世俗法律的杂糅造成了维也纳的法律过于严峻，以至于根本无法真正执行。在现代人眼里，克劳狄奥的婚前性行为显然属于他的私人事务，但在维也纳却构成了“通奸”罪，根本原因在于，维也纳的法律将其管辖的领域无限制地扩大，从而泯灭了现代社会必要的群己分界。安哲鲁严格执法固然无可厚非，但正如依莎贝拉所说的：“这是天上的法律，人间却不是如此。”(2.4.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