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乔治·爱略特的思想和她的小说创作与19世纪的科学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以地质学均变论和灾变论的争论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爱略特多部小说中的变化模式，得出爱略特是均变论者的结论。均变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爱略特的道德观。她重视“过去”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她寄希望于普通人微不足道的善行来改良社会，这些或许都与均变论有相当的关联。 关 键 词：乔治·爱略特/均变论/灾变论/道德观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RW2013-04)。 作者简介：罗灿，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是有着深沉道德关怀的作家，这种强烈的道德感或许与生俱来，当然也与她曾经笃信的福音教、她翻译的费尔巴哈等人的人本主义著作有关。不过容易被当代批评界忽视的是，她的道德感也与19世纪的科学思想有着不小的关联。她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曾与爱侣刘易斯(G.H.Lewes)一起从事科学研究，也对《物种起源》发表过富有见地的评论。事实上，当时的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她的小说“太过科学化”了。(Hutton：363)对此，詹姆斯(Henry James)却替她辩护说，“她不过是浸润了她所生活的时代的最高文化罢了。”(342)詹姆斯所指的“最高文化”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关系十分密切。在爱略特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不仅迅速改变了物质生活，同时也渗入了精神生活中。人们试图用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等成果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促使科学理论与维多利亚文化的其他表现形式互相渗透，也给文学家提供了观察世界、了解社会、解释人生的重要视角。 这也就意味着，了解19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些关键词，发掘科学理论背后的人文内涵，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解读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像爱略特这样密切关注科学发展的作家。 有评论家注意到，爱略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中涉及了当时地质学的学术争鸣。例如沙特尔沃思(Sally Shuttleworth)认为，“进化发展的均变论思想”无法解释“情节的灾变结构”。(53)“结束小说的洪水，像《创世纪》中的大洪水的巨浪一样，打断了先前的连贯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灾变理论的最后胜利。”(63)但是史密斯(Jonathan Smith)却针锋相对地指出，“洪水用精妙繁复的方式肯定了均变论。”(121)要搞清楚沙特尔沃思和史密斯争论的核心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19世纪的地质学发展、尤其是灾变论和均变论之争有一定的了解。以此为契机，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挖掘爱略特道德思想的根源。 均变论与灾变论之争 经过漫长的研究与争论，地球是变化的这一观点在19世纪已经确立，但是地球是如何变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议。部分神学家、博物学家认为，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变化是突然、迅速和灾难性地发生的。在整个地质发展的过程中，地球会发生各种突如其来的灾害性变化，且有些灾害规模巨大。例如海洋干涸成陆地，陆地又隆起形成山脉，反过来陆地也可以下沉为海洋，还有火山爆发、洪水泛滥和气候急剧变化等等。这种观点认为地球在每次大灾难后都会呈现新的面貌，例如当洪水泛滥时，大地的景象发生巨大变化，许多生物遭遇灭顶之灾。按照这种理论，《旧约》中所说的大洪水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大灾难，《圣经》故事变成了地质学的例证。这种理论被称为灾变论(Catastrophism)，它希望通过证明每次大灾后都要依靠外力才能重建秩序，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灾变论承认地球是变化的，但是它认为变化不是渐进而是突变，在两次大的变化之间，地球是相对稳定的，事物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上帝并不干涉他创造的世界。这种地质理论归根结底依然是一种静止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与宗教妥协的结果。而且很多灾变论者还认为，自《圣经》里记载的大洪水以后，没有再发生能巨大改变地貌的剧烈的地质现象，这说明地球的变化已经趋于减弱。 与灾变论针锋相对的地质理论是赖尔(Charles Lyell)的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赖尔被誉为“现代地质学之父”，对均变论的形成和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是19世纪地理教科书的经典之作。赖尔的研究不像自然神学或灾变论那样最后需要求助超自然的力量和灾难来解释地质现象，而是试图通过引证当下还在起作用的原因去解释地球表面过去所发生过的变化，因此往往更有说服力。通过研究欧洲最大的活火山，赖尔发现，高耸入云的火山不是一次猛烈喷发的结果，而是多次规模相对差别不大的喷发在很长的地质时间里慢慢造成的。他收集的大量资料证明，不易觉察的自然过程，或者看似微弱的地质作用力，例如风力、潮汐、降水等，假以时日，它们的力量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绝不逊于强烈的地震海啸，并最终能够使地球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均变论在与灾变论的交锋中很快占据了上风，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了地质学的信条，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奠定了现代地质学的科学基础，并且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来源，在地质学领域之外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均变论认为地球的变化是经年累月各种地质现象缓慢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些现象今天依然在起作用，地球的过去与现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是像灾变论那样认为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地球的各个发展阶段，乃至物种之间，都没有真正的联系，不过是神在不同时期的创作。(Bowler：115—20、129—34；Smith：92—103、149) 灾变论与均变论之争不是简单的科学与伪科学之争(灾变论并未被地质学完全否定)，而是涉及用何种模式解释地球变化的问题，对它们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理解也会影响人们看待社会历史的方法和角度。有研究表明，爱略特熟悉灾变论代表人物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的作品，还曾评论说他的理论“很好”，但与赖尔的均变论“不同”。爱略特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容易，因为赖尔和巴克兰都没有明确攻击对方的理论，巴克兰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还引用了不少赖尔的说法。爱略特的评论显示出，作家不仅熟知当时的地质学理论之争，而且对灾变论和均变论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Smith：125—26、130) 了解爱略特对这场学术之争的基本态度，对我们理解作家的思想有重要意义。她的伴侣刘易斯曾写道：“可以说历史就是人性的地质学，其记录是人性世世代代发展变化的编年史。”(Graver：41)尽管这并不是爱略特的话，但由于两人亲密和谐的关系，评论界一般认为刘易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爱略特的观点。如果承认爱略特也用类似的眼光来看待人性的发展和变化，把人性的问题当作地质学来研究，那么上文中提到的沙特尔沃思与史密斯的分歧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分析爱略特小说中世界变化的基本模式，或许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爱略特是如何暗示人性改良的可能性，并借此而思考历史的进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