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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略特的道德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总体而言爱略特是均变论者。她所持有的均变观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她的道德体系中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她认为过去与现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①二是重视微小力量，强调微小力量可以带来惊人的成就。 比尔认为爱略特对“联系”的看法与达尔文进化论有关，(156—68)而达尔文进化论的出发点之一正是赖尔的均变论。赖尔用现在正在发生的地质现象解释地球过去的变化，预测未来的变化，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正是爱略特在小说中反复展示的。作家赞赏我们的感情“留恋那些破旧拙劣的东西的习惯”，因为“要是我们一生中的爱恋和神圣的感情没有根深蒂固的留在记忆里，那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们将追求到什么地步”。(2008：138)家庭的变故使麦琪深受打击，但她并没有因此变得像哥哥那样无情。在面对新生活的时候，她始终不能忘怀过去，这种思想是她做出重要抉择的深层根据，也是她的人格魅力所在。她提出和费利浦不再见面，后者焦虑地问：“这么说，未来和过去是永远不会连接的了?过去的一页是完全结束了?”麦琪否认了这一点：“过去的一页永远不会结束”，“我不希望未来的一切和过去一刀两断。”(408)正是因为想到自己过去对费利浦的承诺，与露西的情意以及露西与斯蒂芬的情侣关系，麦琪才坚决拒绝了斯蒂芬的求爱。 耐人寻味的是，正是不重视过去、激情之下不顾一切想要与麦琪私奔的斯蒂芬在小说中提到了灾变论的代表人物巴克兰和他的著作，并且急于卖弄，借以吸引麦琪的注意。有意无意之间，爱略特使巴克兰的灾变论与赖尔的均变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信奉灾变论的斯蒂芬断然抛弃过去，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这在爱略特看来是人格低下的表现。即使并没有对他进行严厉的道德谴责，但作家至少向读者明确表明，斯蒂芬在思想层面上绝不是麦琪理想的伴侣。麦琪虽然并不了解地质学理论，但她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感却使她成为天生的均变论者，不管过去多么不完美，麦琪始终留恋过去，看到过去对现在的重要意义，能够做出高尚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正是作家所要大力提倡的。 比斯蒂芬“更胜一筹”的是《仇与情》(Romola)里的蒂托。爱略特独具匠心地安排蒂托在逃难途中抵达佛罗伦萨、一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城市，在这里蒂托几乎可以完全无视自己的过去而开始新的生活。他趋炎附势，左右逢源，仿佛是随波逐流的浮萍，不认为“过去”对自己有任何意义，也不能理解他人对“过去”所抱有的特殊情感。他很快卖掉了养父的指环，这可看作是一种试图摆脱过去对自己的束缚的做法。那枚指环是养父从自己的手上取下来给他的，代表了爱和关怀，同时它也是蒂托过去身份的象征，时时提醒他父亲的存在以及他对父亲的责任。他还曾许诺说要尽力保存岳父的藏书，但事实上他完全不理解岳父的遗愿，一旦感到经济压力就毫不犹豫地卖掉了岳父用一生收集的书籍。他认为花大力气保护这批书籍不过是庸人自扰，岳父的嘱托更是“无中生有的束缚”，是“想象的重压”。(1988：325—26)但是对罗摩拉来说，父亲的遗愿却是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完成的，因为那些书里有父亲的生命，也有罗摩拉自己多年生活和思考的印记。她帮助父亲整理的手稿里充满了对父亲的爱和尊重，这些过往的生活是罗摩拉生活或生命的一部分，她不可能为了金钱而抛弃它们。因此她愤怒地谴责蒂托的忘恩负义，并且说，由蒂托这样的人“构成的城市和世界，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好”。(327)罗摩拉的话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家对当时社会的某些看法。 除了强调过去的重要意义，正如均变论者重视不起眼的地质现象一样，爱略特也非常重视普通人物涓涓细流般的善行，认为他们的行为才能真正推动社会改良。“没有一桩事情是微不足道的……”(2008：251)爱略特面对的，是以多德森家族为代表的令人窒息的、狭隘的中产阶级生活(《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或者是地主乡绅为谋取私利不择手段的钻营(《激进派菲尼克斯·霍尔特》)，又或者是贵族阶层利用金钱和地位无情操控他人的生活(《丹尼尔·德隆达》)，对于维多利亚中后期英国社会各个阶层所表现出的利己主义，爱略特在多部小说中都表现出难以掩饰的厌恶感，也是她重点批判的对象。在爱略特看来，这种利己主义已经成为英国社会的痼疾，但作为改良论者，她并不主张激烈的社会革命，她提出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倡导打破自私狭隘的生活，使利他主义得以在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样的社会既能够满足个人合理的愿望，又能使人与人在和谐中相互依存。这种方法能够调和个人需求和社会整体发展之间的矛盾，从长远来看能够解决持续发展与变化之间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为文学家，爱略特试图通过娓娓道来的故事来开阔读者的视野，使他们意识到，社会的逐步改良是必需的，也是困难的，而迈出改变的第一步，不能靠政府的改革法案，也不能来自于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而是要依靠每个人日益增长的同情心。她坚信，依靠个人逐步的缓慢的改变能够积少成多地促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变化，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都不是僵化固定的，“她坚持进步的一个伦理原则(an ethical principle of progress)：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个体也许能够扩大公共利益的总量，并在其他人身上传播一种敏感的利他主义以及对进步的信仰。”(Booth：89) 正因为如此，爱略特笔下的很多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都在生活的磨难中逐步跳出了自我的小圈子，对他人的境遇有了更好的理解，也就能做出利他主义的道德选择。麦琪是渺小的，但她却能够考虑到他人的感受，不肯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幸福，面对误解和责难依旧不改初衷。一场洪水夺去了麦琪的生命，可是她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她高尚的人格魅力无疑震撼了露西、费利浦和斯蒂芬的心灵，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麦琪短暂的一生的确微不足道，但通过将她的生命与洪水这种地质现象联系起来，爱略特似乎在暗示，正如地质学上的微小变化能够最终导致地貌的巨大变化一样，麦琪和许许多多与她同样具有闪光品质的人能够最终改变这个世界，像在惊涛骇浪中曾经庇佑过奥格的圣母一样给人类带来福祉。《米德尔马契》里的多萝西娅也是类似的人物。她心地善良，乐善好施，试图改善佃农的生活水平，愿意帮助困境中的利德盖特医生，还强忍着心中巨大的失望和悲痛劝说罗莎蒙德相信利德盖特。在为了理想嫁给并不富裕的威尔以后，她一直默默地付出。作家虽未具体指出她后来到底做了哪些善事，却在小说的结尾感叹道，我们不必为多萝西娅的一生并无丰功伟绩而嗟叹，因为“世上善的增长，一部分也有赖于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而你我的遭遇之所以不致如此悲惨，一半也得力于那些不求闻达、忠诚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的人们。”(2006：783) 长期协助爱略特工作的克洛斯(J.W.Cross)曾评论说：“她的根扎在铁路和电报出现之前的年代……但果实却是在科学发现和机械发展极其活跃的时代结出来的。她的天才是这些具体环境的产物。”(7—8)爱略特的小说中出现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并不是偶然。赫胥黎(T.H.Huxley)相信“自然科学真正和永久的重要性”在于它产生的“伟大思想”和“道德伦理精神”。(41)刘易斯宣称，如果不是为了促进伟大目标的实现，科学不过是“无益和琐屑的追求”。(5—6)这说明19世纪的科学与文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构道德伦理体系。科学理论使人们不需要借助上帝或者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就能够去探索、发现生活中不可违背的规律，建立新的社会道德观念。爱略特自觉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把科学所解释的和证明的进行综合，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唤起读者的同情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上，或许她做得比同时期的任何科学家都更为出色，影响更为深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