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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各个时期对语言问题的关切主要就是对意义问题的关切，而每当人类文化处于危机时，就会产生对语言和意义问题的热情。在20世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就是对此现象的回应。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哲学的根本问题被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所取代，语言性本质、语言与人对于世界和存在的认识的内在关联得到普遍关注。世界的意义被认为产生于语言言说，认识具有确定的语言性质，而人的主体间性也确信是靠语言维系的。应该说《局外人》和《麦田里的守望者》正是这种体现了对语言言说的高度敏感、运用语言性和语义性的效果研讨人类存在和现实世界的意义、描述人与世界之间的尴尬关系的典范文本，两部作品叙述表层上十分触目的特殊话语标记，故事中大量的表示折衷立场的词语和语义表现确是由叙事文本的深层结构决定的。诚如格雷马斯所说：“在叙述的表层，各种叙事形式服从语言表达实质的特定要求”，（Greimas 64）这些特殊的话语标记选择突出了某类特殊的社会角色，以对应特定社会的深层结构组织状况，这状况就是战后社会语言环境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导致的堕落。以往标示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内涵的高尚字眼正不可救药地向其对立面滑去，并由此引发了西方三、四十年代的意识形态之战，当时的论战双方争论了现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些相互无关的语义成分如何被实用地混合在一起，致使诸如权利、正义、自由等重要概念的语义都出现了滑动和自相矛盾的状态。1942年出版的《局外人》和1951年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约而同地以反英雄（注定要对恶负责）为主角，以无差异性描写为叙述手段，揭示的就是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贬值和社会强势话语的虚假性。这种意思在《局外人》中十分荒谬地借检察官之口表达出来了：“但是说到法院，宽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应该转化为正义所具有的作用，这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程度，正在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的时候。”（郭宏安 73） 说到心灵，语言的本原也是在心灵中，只有具有精神性自我的人，才能触及语言的精神实质，并通过语词传达思想表述的欲望。而世界存在着缺陷，它不能满足人类的全部内心世界，因而对世界的缺陷性体验使得人的内心和自我总是试图超越这个世界，超越不堪忍受的社会结构的压抑，这在默尔索和霍尔顿就是把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压抑而被积存的语言转义为无差异性的表达，这反映在前者就是“怎么都行”，而在后者剩下的可就是“他妈的”和“混帐”了。这也难怪，当社会和语言结构都意指虚构的概念同一性和意义，主流社会的中心话语都失去了它的语义内容，再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除了能收到滑稽的效果（就像《局外人》中的检察官所表演的），还有什么当下意义呢！默尔索早就明白，“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爱情“这种话毫无意义”，语词“说明不了什么”。当词语降成了单纯的物质水平，成为一堆可以随意互换的语音单位，哪还有什么可以言说的。“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郭宏安 50）于是默尔索这么对预审官说。其实，在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把持下，默尔索即便想说或是为自己申辩，怕也没有任何意义。他知道，“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向我扑来，……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郭宏安86）这是因为被限定在词语的无差异性的语境和状态中，一切个人早就像他们所代表的词语和文化价值变得可以互换和微不足道了。“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郭宏安 71）于是连辩护律师都堵住了默尔索的嘴巴。在这种情势下，默尔索所能干的恐怕也就是消极抵抗了，运用语义无差别性的游戏从精神上消解虚假权力话语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从这种消极抵抗中体会到了正义的也是确切性的力量。默尔索并未因为处于劣势就降低行为准则，预审官们将要把他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作为起诉的重要根据，辩护律师提醒他是否可以说那一天他是控制住了天生的感情，他当即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郭宏安 49）基督教人道主义话语的代表——神甫来囚室探望他，使他备感压抑和恼火，但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神甫确信无疑的神情下，甚至连活着不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他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而默尔索自信：“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从前有理，我现在还有理，我永远有理。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有做过那件事。我干了某一件事而没有干另一件事。而以后呢？仿佛我一直等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个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郭宏安 86）尽管这个黎明始终没有到来，但是作品末端的的这番话，却也言明了默尔索表达的对当下的社会语言环境中意义的丧失和词语的非语义化的批判。 默尔索和霍尔顿都是所处社会语言环境中语义无差异性的受害者，也是以特殊的语言方式寻求抗议的抵抗者。霍尔顿的数十上百个“他妈的”、“混帐”也并非完全空洞的语音（我们注意到，霍尔顿和默尔索都号称不说废话），不断重复的脏话是对长期积淀的叛逆情绪的表达，也是对正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有意挑衅。霍尔顿骨子里清楚体现正统价值体系的词语和概念正在走向堕落，这种语言虽然正式、体面、高雅，但在主流社会的摆布下却对意义变得毫无差异了。他知道这个社会到处都弥漫着虚假的同一，人人都用无差异性装饰自己：他所在的潘西中学的广告词就是骗人的鬼话，什么从1888年起，就栽培优秀人才，潘西有的是贼，根本没栽培什么人才。他早先离开的那家“混帐中学”爱尔敦·希尔斯，也到处都是伪君子，校长就是最“假仁假义的杂种”。高校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名牌院校的学生连着装都没有差异了，人人都是“穿着一套法兰绒衣装，里面是件轻飘飘的塔特萨尔牌内衣。所有这些名牌大学里的杂种外表都一模一样。”（施咸荣 80）而女孩子们的表达也毫无差别：“姑娘们的问题是，她们要是喜欢什么人，不管他是个多下流的杂种，她们总是说他有自卑感；要是她们不喜欢他，那么不管他是个多好的家伙，或者他有多大的自卑感，她们都会说他自高自大。”（施咸荣 126）更滑稽的无差异性的感觉来自电影院。霍尔顿分析到：“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位太太，在整个混帐电影放映时哭个不停。越放到假模假式的地方她越哭得凶。你也许会以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心肠软得要命，可我正好坐在她旁边，看出她并不是软心肠。她带着个小孩子，他早已看不下去电影，一定要上厕所去。她不住地叫他规规矩矩坐着。她的心肠软得就跟他妈的狼差不离。那些在电影里看到什么假模假式的玩艺儿会把他们的混帐眼珠儿哭出来的人，他们十有九个在心底里都是卑鄙的杂种。”（施咸荣 129）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霍尔顿也言不由衷地加入了这场游戏。他一开口，只要情绪对头，就能一连胡扯几个小时。他老是跟人说“见到你真高兴”，其实他可一点也不高兴。他对女友表示爱情的话语也是明明白白的撒谎，但说的却也是当时的心里话。他喜欢耶稣什么的，可对《圣经》里其他那些玩艺儿多半不感兴趣，那十二门徒都让他腻烦得要命。总而言之，“人们就是不把真正的东西当东西看待。”（施咸荣 160）这种消解了真假对立的社会语言环境和思维习惯逼得霍尔顿“对一切的一切实在他妈的厌倦透了。”（施咸荣 124）他转而痛恨一切，用语义无差异性的语言回击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而从叙事角度来说，“塑造这种特定类型的角色，只能使用这类特定的语言。” （Lundquist ed.,55）因而，霍尔顿的以脏话为标记的特殊话语和语义无差异性的表达，对戏弄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贬值和社会强势话语的虚假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塑造具有深刻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