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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一问题实际关涉的是语言中词语表达和意义内容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依照结构语义学的理论，词语意义是在聚合关系中以对比和对立关系形式而存在，词意或所指的实际内容是由它在潜在的聚合关系中的值和在实在的组合关系中的值共同决定的。这就是说，坚持能指的差异是意义产生的根由，是逻辑的必然。但是在加缪和塞林格的作品中，名词、名词性词语都失去了它们固有的意义，什么都不再表示，在被语言危机所动摇的代码里不再起作用。这种无差异性渗透到思维、判断和人物的言行，使作品弥漫在语义不确切性的虚妄之中。《局外人》中的莱蒙问默尔索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他说“怎么都行”，（郭宏安 28）玛丽问他愿不愿意和她结婚，他说“怎么都行”，（郭宏安 36）老板要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问默尔索能否去那儿工作，他说的还是“实际上怎么样都行”。（郭宏安 35）这种“怎么都行”的行为模式也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应对生活的法则，“我不在乎”是其相应的措辞。他和女友见面时，觉得自己“甚至都不怎么喜欢她，可突然间我竟……想跟她结婚了”，（施咸荣 115）在旅馆借宿时，对推销来的妓女，也贸然相见，“甚至都没加思索”，（施咸荣85）因为“我对这个也不十分在乎”。（施咸荣87）叙述者对词语、个人和行为方式同样运用了无差异性的表达。这种叙述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抹去了人与事物之间的质的区别。 默尔索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然而，细究庭审过程、检察官的起诉书和律师的辩护词，我们发现导致这一荒谬判决的竟然是语义表达的无差异性。重罪法庭内乱哄哄的，让被告联想到群众性的节日，被告席和陪审员两下相对，却让被告得出了坐电车的感觉，觉得像是“对面一排座位上的旅客盯着新上来的人”，（郭宏安 61）首先设定了语境描写的无差异性。默尔索原本是防卫过当，误杀他人，但在检察官的公诉里，论证的都是他如何在母亲的灵前抽烟、打盹、喝咖啡，说不出母亲的寿数，并且在次日就和女友去游泳、看滑稽影片，还在一起过夜。因而“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动”，（郭宏安 73）是毫无疑义的“预谋”杀人。检察官把道德的疑点等同于犯罪动机和犯罪事实，用可能的叙事虚构了语义的无差异性。而默尔索的律师辩护不利，客观上是输在了“才华大大不如检察官的”，（郭宏安 74）也就是说输在拙嘴笨舌、语焉不详上。这不由得让默尔索总结出：滑稽与罪恶的“区别并不大”。（郭宏安 61）“这些辩护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的罪行，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郭宏安 70-71）而他的律师还卷起袖子，正色道：“这就是这场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郭宏安 66）这场语义无差别性的闹剧，搅得一切对立的概念、不同的意义和价值都成了可以互换的具有同一性的东西。而在这种词语价值失去了意义的语义环境下，主体的泯灭似乎是惟一的选择。 本来，人是单子，是一种本质，一种统一体。任何文化都提供对人的自我的一种说明，它可以描述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形象特点以及依存于该种文化中人的自我设计的积极意义。但在《局外人》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两种文化读本中，无差异性的叙述摧毁了自我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使得默尔索和霍尔顿作为一个人物变得全无意义。霍尔顿自称“词汇少得可怜”，我们看到他除了脏话丰富，大多数时间是懒得说正经话，觉得那些话假模假式的令他作呕，尽管他心里明白，“你要是想在这世界上活下去，就得说这类话。”（施咸荣 81）不过对于他这种“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看法”（施咸荣 198）的失去自我之人，倒也并未拿活着当事儿。碰到腻烦的事，他顺嘴就说：“他要我的命就让他要好了，我才他妈的不在乎呢”。（施咸荣 161）“他们老是叫你望着你前面那个家伙的后脑勺，我实在受不了。我发誓如果再发生一次战争，他们不如干脆把我送去放在行刑队跟前枪决算了。……不管怎样，我们发明了原子弹这事倒让我挺高兴。要是再发生一次战争，我打算他妈的干脆坐在原子弹顶上。”（施咸荣 130-131）霍尔顿肯定不是一个生来就怀着厌世情绪的人，即便是他在弃学闲逛的日子里，他也还是寻求与他者、与世界的交往和接触的。但是很不幸，他从先后约见的老师、男女朋友和闯荡的几个娱乐场所中见到的，都是与他所厌恶的潘西中学的语言环境毫无二致的虚构习惯，社会和语言结构都意指虚构的概念同一性和意义，这一事实惹恼了也唤醒了他，使他甘愿与主体和世界相脱离，使词语与意义相脱离，并幻想着找到一个遁世之处，进入失语的状态：“打算到了那儿，就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不必跟任何人讲任何混帐话了。”（施咸荣 184）如果说，霍尔顿的自我遗失还多少有些自我放逐的味道的话，默尔索的与自我和有意义的词语的分离，可就是社会强势话语的语义无差别性强加于他的了。以检察官为代表的这个享有当然的权威性的机构事实上靠着语义无差别性的游戏维持着虚构的正义，在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大旗下，游刃有余地审判一个“反基督先生”。他说默尔索根本就没有灵魂，他对于人性和道德原则都一窍不通，与一个连最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毫无干系。为此他推论到：“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是这个罪恶灵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晦暗的启示。”（郭宏安 71） “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上的人也犯了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那种谋杀罪，你们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相应的惩罚。”（郭宏安 73）中心话语的权威性不容质疑，检察官充分利用了这种压制性的权威力量。“他熟悉用词的分量。”（郭宏安 72）默尔索暗自思忖。而检察官蔑视个体自我的武断结论更具代表性：“证词并不因此（指为默尔索减轻罪责的努力——笔者）而减少其不可抵抗的力量。”（郭宏安 66）检察官以预设的证词先就宣告了默尔索的重罪，之后他又用可能的叙事去论证这个虚构的证词，一种有关对立阶层集体性格和精神实质的自由幻想毫无差别地代替了事实的陈述和论证，轻而易举地把默尔索的尊严、灵魂和个人从现存社会剥离了出去。这情形恰如作者加缪对商业社会的一则分析：“当这个社会选择了一种形式原则的道德并使之成为它的宗教，在监狱和金融的殿堂上同样写上自由平等的词语时，人们不会感到惊讶。然而滥用词语必受惩罚。今天最受污蔑的价值无疑是自由的价值了”。（吴岳添 178）更为可悲的是，作品中默尔索的辩护律师非但没有为这桩案子寻找出辩护的理由，反而让他的当事人的处境愈发不妙。他办案的愚蠢方式把当事人结结实实地挤出了诉讼圈。法庭辩论的时候，他不让被告发言，还以“我是杀了人”这种口吻展开法庭辩论，让默尔索听不出究竟谁是被告，感觉“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郭宏安 71）“排斥我，把我化为乌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取代了我。不过，我已经和这个法庭距离很远了。”（郭宏安 74）岂止是离法庭距离远了，是离真正的自我和生命距离得无限遥远了。正当辩护律师继续他的语义无差异性的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的喇叭声从街上传到法庭，对生活的种种回忆刹时涌入了默尔索的脑际：夏天的气味，他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女友的笑容和裙子。他认识到，这种生活虽已不属于他，但他曾经在那里发现了他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郭宏安 75）或许这就是那个代表官方的强势话语所玩弄的语义无差别性的游戏所达到的真实效果——消灭主体和其生命个体。最终，在法庭这个个人无法抵抗的强大的语义场下，默尔索只觉得昏头昏脑，被压得喘不上气来，极其平静地接受了死刑的判决。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活着是不值得的。事实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关系不大，……反正总是我去死，现在也好，二十年后也好。……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郭宏安 81）认识到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异乡人，主人公对生命的感悟差不多也是采取了无差异性的态度，只不过默尔索比之霍尔顿显得更加无奈。然而，巨大的荒谬感也就从这种似是而非的无差异性的叙述中产生了。 当你面对这样一出庭审，你不能不被荒谬的感觉所包围。庭长的开庭辞，听着就滑稽，他说真正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无须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说，“他的职责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有关一宗他要客观对待的案子的辩论。陪审团提出的判决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郭宏安 63）接着他就把法庭提问导入了似是而非的歧途。检察官更是这宗荒唐审判的集大成者，他无比欣慰地结束了法庭审理，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决地完成它。“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他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而在我这样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操之以久的生涯中，如果我有时请求处人以极刑的话，我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这艰巨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意识到某种神圣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为我在这张除残忍之外一无所见的人的脸上感到了憎恶。”（郭宏安 73-74）代表官方叙述的他，先入为主地站在了被告的对立面，硬是把人性中或许存在的伦理道德上的可能缺陷论证成了确凿的杀人倾向和杀人罪证。在预设的中心话语和虚假证词的围攻下，默尔索明白：“尽管我有善良的愿望，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以这种确凿性为根据的判决和这一判决自宣布之时起所开始的不可动摇的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郭宏安 78）读到这儿，我们想到了加缪在一篇评论中所说过的话：剥夺语言的意义便足以使一切丧失意义、使世界变得荒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