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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真谛》和《追寻逝去的时光》之间，中经波德莱尔和其他许多人，反现代的天才都躲在文学之中，我们称之为现代的文学之中，被后世当作经典的文学之中，这种文学不是传统的文学，而确实是现代文学，因为反现代派，其文学的意识形态的抵抗与它的文学的大胆是密不可分的……（《反》：6） 而在英国这一切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奉行传统自由主义的英国在19世纪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困境，长期的海外战争消耗中暴露出的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等问题带给英国的不仅是不景气的经济，还有政治理念的分裂。“战争和经济不景气使英国国内政治理念分裂，要么拥护革命，要么拥护现有制度。……上层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其无情的实用主义，一味使用镇压手段巩固国家权力，无视契约政治理念的做法，同样在上层精英中引出了一个激进的对立面。威廉·威尔伯福斯和克拉珀姆教派所奉行的福音主义旨在转变上层统治阶级”。1而杰里米·边沁相信“可以通过一套类似经济原理的自明原则对社会加以治理。……即社会行动的目标应该是产生‘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好处’。”（《19》：203）之后，边沁的后继者作为哲理激进派提出了体制改革与政治连续性结合的改革方案，“从他们的设想中衍生出 中央集权的国家行动模式和公共干预理论。这两点对19世纪后来的历史进程始终发生着巨大影响。”（《19》：203）终于，战后的托利政府“遭遇到一批新的文学激进分子”，拜伦、雪莱、布莱克等一批作家，满怀着思想家或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站在政府的对立面，通过诗歌、绘画、文学评论等作品对政府专权、战后衰退、劳工权利沦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发出了有震撼力的抗议之声，形成了“英国深厚的民间抗议文化”。（《19》：206） 可以说，19世纪初在英国形成的干预政治、厕身改革的文学抵抗传统也化作了后世作家包括劳伦斯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抵抗基因。 具体到劳伦斯，他从来都认为小说优于哲学、宗教和科学，而在《恋爱中的女人》出版的1920年代也正是现代主义文人主导文坛的年代。尽管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农业大萧条和工业的调整期，宗教与有产阶级的亲密接触以及偶发的政治动乱，“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英国（爱尔兰除外）称得上是个出奇有序的、谐和稳定的社会。”（《19》：286）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整个英国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就像挨了一拳。战争使昔日英国海上霸主的身份旁落，而由经济优势向劣势的演变所引发的新的世界格局的改变，则进一步激化了英国国内的矛盾和政坛的冲突，也由此带来了国民心态的变更。战争同样使劳伦斯异常沮丧，关于战争的议论让劳伦斯觉得“恶心”：“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几乎到了痛恨人类的地步。人类是傻瓜，是低贱的傻瓜，是胆小鬼，他们由于害怕寂静就总要想方设法弄出点声音来。即使他们被杀死，我也毫不吝惜。可是……对那些受到恶魔般的战争打击的人，……由于他们受到机械化的、陈腐的、可恶而又愚蠢的战争的严重打击，成了断臂残肢的人，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负担。……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厌恶。”1 在1915年至1919年阴冷的年月里，死亡的狂想纠结着他，他对战争、公众和国家生活中的一切都深怀敌意，他不能再沉默了，他“躲进”了文学。1915年劳伦斯写下了描写战争的短篇小说《英格兰，我的英格兰》，1916年他写就了代表他最高文学成就之一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作者曾说，《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是多少具有危险成分的作品，然而，它们正是我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我对它们一往情深。 作者所说的“危险成分”固然包括了令此书出版颇受波折的性描写、反政府、对民族感情并不认同等等内容，而在笔者眼中，这部作品对世界更大的警示作用是叙述者在反现代性的前提下，让主要人物都陷在肉欲的狂喜与精神的毁灭，对世界单纯的爱与醉心死亡、迷恋堕落乃至钟情恶魔的种种矛盾的也是让读者触目的修辞中。 在《薄荷酒》一章中，杰拉尔德对一个类似小女生的妓女的性幻想其实也是小说中其他几位重要的男女主人公在性交往中所经历的激情与毁灭的定位（其中的男权意味我们暂不讨论）： 他（杰拉尔德）觉得她在他的权力之下，自己是在慷慨恩赐。他热情澎湃，四肢涌动着情欲。他释放的激情足以彻底毁灭她。可她就那么心不在焉地等在那儿，甘愿给予。（《恋》：544） 上文我们提到古德伦和杰拉尔德在情欲中既存在又毁灭的描述： 他从她那儿得到了无穷的宽慰，在她身上倾泻了他所有被压抑的邪恶和腐蚀人的毁灭性，于是，他又完整了。这真是美妙，真是惊人，好得不可思议。这是他生命永恒回归的奇迹，有感于此，他在宽慰和惊奇的狂喜中淹没了。而她，从属于他，接受他，就像一件注满了他痛苦的死亡毒药的容器，情急之中她无力反抗。她被可怕的死亡般狂热的肉体摩擦填满了，在刺人的剧痛和猛烈的感觉中，伴着顺从的狂喜，她接受了。（《恋》：767） 要是我们知道杰拉尔德怀揣着什么恐怖念头去会他也是占领他的情人，就更能领会小说中多处类似生死对立的情事了。此段故事发生在小说的第24章《死亡与爱情》——死亡、毁灭原本就是作品设置的爱情场域中绕不开的主题，杰拉尔德处理完家里的危机事件后，“一个危险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死死地形成了。古德伦，她会安安稳稳地呆在家里的，他可以去她那儿，去她那儿。今夜不去她那儿，就不回家，万死不辞。他孤注一掷了。”（《恋》：763）幽会像是赴战场，而我们开头说的婚宴搞得像赴刑场（马歇尔对新郎说你结婚的日子谈论灵魂不朽，好像你不是在结婚而是去赴刑场）都是同一种矛盾的修辞。“你脑子里就没有什么好点儿的事了吗？”马歇尔曾问新郎。是作者没有更好的心境。他还忍心让那个劳伦斯的人物伯金和他那个新女性也是多少光明一点的情人厄休拉也同样在爱与毁灭、与魔鬼的关系上纠扯。在第22章《女人之间》厄休拉就向伯金的前情人赫麦妮抱怨： “他（伯金）说想让我不带感情地接受他，可最后，我也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要他恶魔的那一面配上对，是肉体上的，而不是人性的一面。你知道，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总是自相矛盾。”（《恋》：726） 在接下来的《远足》一章，伯金就承认了自己深陷危险的精神和肉体的堕落，当然照我们看也是一种自找的毁灭： 毫无疑问，厄休拉是对的。她说的千真万确。他知道，他的精神性伴随着一种堕落的过程，那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愉悦。对他来说，自我毁灭真的很刺激，特别是它以精神的形式体现出来更是如此。可是，等到他明白了这一点，搞明白了这一点，事情已成了定局。厄休拉情感上和肉体上的这种依恋，不正好和赫麦妮抽象的精神依恋一样危险吗？（《恋》：739） 比之还知道检点恶魔、堕落、毁灭的伯金和厄休拉，杰拉尔德和古德伦的堕落自得又享受。两姐妹与其二位情人一道赴欧洲大陆旅游，期间古德伦向姐姐描述杰拉尔德在巴黎的一个聚会多么受宠：屋里每个女人都愿意让他降服，真不愿意说有谁的腰他没有搂过，然后自己（古德伦）简直就成了维多利亚女王了。“天啊，那会儿我抓住的可是一个苏丹王——”（《恋》：807） 当然，我们似乎可以简单地用杰拉尔德形容他在伦敦交往的作家、画家等——都是些彻底的弃世者，也许活着就是为了抵制和否定世界——的说法来解释《恋爱中的女人》的几位主人公看似出位的言行。但是细究人物的思想、性格轨迹，我们不得不说，最终是技术的进步、机械化的裹挟迫使这些才华横溢的（尽管有些假惺惺的）人物选择了抵抗社会、抵抗世界的道路。 尽管小说交代对既定秩序的反抗，是杰拉尔德兴致之所在，而那是毁灭性的反抗。可是，杰拉尔德一接手家族企业，想的却是要这个庞大的企业井然有序。他早年在德国等地游学的经历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生活的本质奥秘在于和谐。他自己并不能清楚地界定和谐是什么，只是喜欢这个词，觉得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样他就着手把自己的哲学付诸实践，迫使既定的世界有序化，让神秘的‘和谐’一词转变为实用的词——‘组织’。”(《恋》：674)他也想用爱来经营自己的企业，甚至想要爱成为煤矿的主导力量。“而现在，在爱的斗篷下，一把刀已经嘲讽地拔出了鞘，那是机械化的必然结果。”（《恋》：672）这也就是伯金所说的那句：“我们现在没有创造性，只有可怜又可恶的机械性。”（《恋》：207）于是，最机械的头脑就成了最纯粹的，就成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 当然，劳伦斯作为那个时代激进的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对渐趋现代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取向也作出了远远超越个别人物的生死、爱欲、毁灭与再生的思考： 大海已被人类变成了杀气腾腾的肮脏的商务通道，对大海的争夺就像他们对肮脏的城市之地的争夺一样——寸土必争。天空他们也要索取，要分摊，一定要瓜分为已有，他们侵犯领空，为此而战。一切都无可挽回，都被带角铁的围墙圈住，人必须在这样的围墙之间卑躬屈膝，在迷宫般的生活中穿行。（《恋》：647－648） 这竟然来自厄休拉的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当前为石油、为水资源、为稀土而战（也就是为现代化而战）的各类强势国家之间的争斗，以及民主化进程依旧相当漫长的国家来说，厄休拉的思考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恋爱中的女人》不仅写出了一帮小知识分子（企业家）如何顺应现代化的潮流、汲取现代化思想和精神的滋养，身体力行地完成了自身（所管企业）的思想意识（管理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婚姻）方式的现代性的“转型”，以及对伴随这种国家和个人的进步所带来的对过往看似更有价值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伦理生活和文学生活的冲击所做的深入骨髓的抵抗、批判包括种种诅咒，而且特别精细地描述了伯金等人在这之间的种种既迎合又抵制、既享受又抱怨的自得又自毁的特殊情调——而笔者以为，这也构成了这部重要小说的特殊情调。 小说第13章，厄休拉造访伯金，经过了一番对男女情爱等的讨论后，还在恋爱初级阶段的伯金就已经在矛盾中享受这种现代性的女性个性了： 她那张光彩照人的脸和不顾一切的嘲弄神情简直让他害怕。她就是那种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非得要做，而且都会竭尽全力的人。可他还是不相信她，他害怕这样一个如此放任恣肆，如此充满了毁灭性的危险的女人。然而，他又心中暗暗惊喜。（《恋》：616） 这正如伯金对自己的认识：他知道厄休拉对他的评价都是对的（见上文），知道自己堕落——一方面那么崇尚精神，另一方面又那么奇怪地堕落。何至于此？那是自我毁灭的愉悦。作品说“堕落是真实的，是别一种现实。”（《恋》：822）厄休拉在与伯金出游欧洲大陆时，面对始终过着紧张的精神生活的伯金的全然放纵，厄休拉也觉得他们两人是不是太兽性，太堕落了。可转念一想，她立刻就认定了这种存有质疑的堕落：“可究竟为什么不呢？她依旧是喜悦的。”（《恋》：822）我们知道，厄休拉无论对父母还是对伯金，其实经常是在“满怀着敌意的同时，对所有的事却又那么喜悦。”（《恋》：701）而作者显然认同人物的这种背反，对这种矛盾修辞的描摹也很受用。作者始终知道： 处在这无穷无尽的否定状态，对她（厄休拉）来说是一种情调，也是一种痛苦。（《恋》：687） 大多数时候，她的心就禁闭在这种隐秘的、无意识的轻蔑和嘲弄中。她认为自己在爱着，充满了爱，这是她对自己的想法。但是她的光鲜外表，她内在活力的容光焕发，都是对这一切的最大的最灿烂的否定。（《恋》：687） 上述种种矛盾的修辞表征了什么呢？还是贡巴尼翁为我们厘清了个中缘由，提示我们，劳伦斯的表述类似法国的作家进入了反现代性的风格谱系：《恋爱中的女人》其实表达了典型的反现代性的焦虑，他产生于对历史衰落的确信。所以，反现代派更愿意以预言家的口吻向世界说话，更乐于解释毁灭，而他的姿态是一个修辞的复杂系统，他对建立悖论、矛盾的修辞具有特有的激情。抨击、诅咒是反现代派特有的腔调，与此相适应，毁灭、死亡、绝望、忧郁、哀伤、怨恨、消沉、报复、敌意、抵抗是他们的美学。也就是这样，《恋爱中的女人》就顺理成章地在“狂喜”与“厌恶”，反现代性的抗议与对渐趋现代化的世界的热爱，对情人矛盾的具有毁灭性的爱之间展开。1而所有这些，也就是劳伦斯专家约翰·沃森所阐释的：“《恋爱中的女人》该是劳伦斯对社会最精妙的抵制，他对主流思想观念所持姿态的最复杂的表达，他本人的意识形态的最热切的表述，也表现了他自己作为个人和作家的矛盾身份的现实。”2 有鉴于此，谁说厄休拉、伯金等人物对世界发出的最大最灿烂的否定不是《恋爱中的女人》对反现代性的别一种贡献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