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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793）所以，在克里奇家的婚礼上，杰拉尔德一露面，古德伦就“盯上”了。杰拉尔德北方人的光洁肌肤和金色的头发，他沉寂的举止中透露的意味深长的不祥和不肯屈服的性情中的潜在危险对古德伦具有双重的诱惑。几度交往几度柔情后，她鬼迷心窍地想杰拉尔德，也爱他，但是对古德伦来说，男人是“敌对阵营”的。她最终似乎并不在意杰拉尔德把一个破旧的企业变成了盈利的企业，也不是太在意“他得到女人就像收庄稼一样”，（《恋》：806）甚至杰拉尔德着了火一样在她身上倾泻了他所有“被压抑的邪恶和腐蚀人的毁灭性”，死亡的毒药，她也都伴着“顺从的狂喜”接受了。（《恋》：767）但她不能接受的是越来越被杰拉尔德所代表的命运抓住，被束缚在一个命定的“陷阱”中，受控于他。所以：“她下了狠心要和他斗，必须得有一人得胜。”（《恋》：822） 古德伦会在他（与之较劲儿的男人——笔者注）下面画兩道，像结帐似地把他一笔勾销。他就在那儿，被计数，支付，结帐，付清，处置。（《恋》：702） 从他的眼光中她明白了，自己在他的控制之中，这条狼！就因为受控于他，她才使劲儿恨他，奇怪居然没杀了他。在她的意念里，她已经杀了站在眼前的他，把他抹去了。（《恋》：857） 对古德伦这个“自给自足”（杰拉尔德语）的现代女孩儿来说，她不能由着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能让杰拉尔德依着她那些女人的招数，相反他还要在这儿胡乱推行他的意志，吹胡子瞪眼，她不满地叫道，“你怎么敢哪，你这个小乡绅，你这个恶霸，你有什么权力凌驾于我之上，你以为？”（《恋》：857）尽管杰拉尔德自认为对古德伦还是有些权力的，可是他遇上的是个现代意识或是反现代性的女性，她们除了独立，还对报复、毁灭怀有与生俱来的兴趣，对文明中的文化消亡，进步中的现代信条存有典型的反现代的焦虑。小说最后几章描绘古德伦与那个小干巴蛇一样的雕塑家洛克乐此不疲玩儿的智力和语言的游戏，表明古德伦更喜欢活在18、19世纪： 他们赞美以往的事情，……特别喜欢18世纪末期，那个歌德、雪莱和莫扎特的时代。他们游戏于旧日、旧日的伟大人物之间，就像玩儿着象棋或是木偶，……除了这些故事，他们决不谈未来。让他们高兴的差不多就是对毁灭的嘲弄的想象，或是很妙的怀旧的木偶戏。（《恋》：855） 伯金的心思也一样。伯金和厄休拉在旧市场相中了一把桦木椅子，又怕受家俱所累转赠了偶遇的路人，但伯金对那把椅子的评价也超乎了一般的想象：“看到那把美丽光亮的椅子，我就想到了英格兰，甚至想到了简·奥斯丁时期的英格兰，就是在那时，也展露了活生生的思想和单纯的幸福。而现在，我们只能在垃圾堆里去捕捉人们昔日表达的残迹。我们现在没有创造性，只有可怜又可恶的机械性。”（《恋》：207）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价值观正在经历巨变，在婚姻问题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方面，传统也逐渐受到挑战。《恋爱中的女人》回应了历史转折点中人物身份的转换和定位的复杂性。就像有学者谈到劳伦斯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现代主义描述了个人身份历史建构中的双重危机。”[2]古德伦要的是灵魂的极端纯粹，而杰拉尔德不但心系他人，还要在两性关系上逞强，这是她不能从灵魂上认同他，还要与他争斗到底的原因。 小说中秉性似乎更温和，思维和思想方式也更中庸的姐姐厄休拉对待情人的激进态度竟然也不在古德伦之下，这里除了有厄休拉自发的对世界和他人的抵抗和分裂方式、那种现代的自我意识，其实也部分地归咎于她自己的情人伯金，那个一贯以预言家的口吻向世界说话（依贡巴尼翁辨析，这也是反现代派的标识，参见第115页）的类似小说的发言人，他语言、行为的层层诱导加剧了厄休拉对世界的批判意识以及毁灭的意识。还没有交往几次，厄休拉对他的感情还比较微妙时，伯金就大发让厄休拉迷惑的议论： 说爱最伟大就成了谎言。你也同样可以说，恨是最伟大的，因为凡事都相反相成。人们需要的是仇恨，除了仇恨没有别的。他们在正义和爱的名义下，得到的就是仇恨。他们所有人从那个爱的硝化甘油中提炼自己。是谎言毁掉了一切。如果我们需要仇恨，那就要它们来吧——死亡、凶杀、折磨、猛烈的毁灭——你可以拥有，但不要冠以爱的名义。不过我憎恶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恋》：593） 尽管伯金随后解释所以厌恶“爱”这个字眼，是因为它被庸俗化了，而且他厌恶这“奄奄一息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觉得连自己致力的教育也是“中看不中用，毫无意义”。（《恋》：598）伯金乃至杰拉尔德、古德伦等人物的恶劣情绪，其实都流露出现代世界败坏了许多包括文学生活、自然生活的既有秩序，有些价值和认知概念诸如爱的定义都须要重整，而幻想破灭就招致了他们集体的批判，抵抗，或是分裂的矛盾的修辞。比之杰拉尔德和古德伦那一对儿毁灭精神更入骨髓的情人来说，厄休拉和伯金还是披挂新时代曙光找寻新的婚恋模式的代表，而即便如此，厄休拉同样经常不管不顾地否定激情，拥抱毁灭与死亡的狂想，即便是在得到了“终极的和成功的肉欲体验”。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厄休拉处于毁灭和否定的漩涡中，其实正在“深情地爱着伯金”，“渴望着再见到他”： 她与他的关系是终极的，远非语言所能道，她的恨单纯得像宝石一般。仿佛他是一束敌对之火，这火光不但毁灭了她，而且彻底否定了她，把她的整个世界一笔勾销。……他的存在规定了她不能存在。（《恋》：651－652） 所有的生命都是与现实割断的机械的循环运动。生命里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在所有国家和民族中都一样。唯一的窗口是死亡。人可以满怀激情地朝向死亡的漫漫夜空，就像孩童时期从教室的窗口望到了外面的自由自在。（《恋》：645－647） 知道自己命定地属于伯金却要拼死批判他，狂喜与厌恶并行，爱情与死亡共生，这里会聚的复杂情感和矛盾表达就像贡巴尼翁在分析现代派和反现代派时转引的罗兰·巴特的著述：“……做一个先锋派，因为知道什么东西死了；做一个后卫，是因为还爱着那个死去的东西。”（《反》：10）或者像他转引其他论者对夏多布里昂的评价：他“从来不在死亡和过去中寻求过渡、丰富、传统和永恒：但是，过去就是过去，死亡就是死亡，都是他与众不同的乐趣。他远非什么都不保留，他迎合损坏的需要，以便给自己更多的可靠的遗憾的动机。”（《反》：87） 问题是劳伦斯何以让他的人物如此享受怨恨、作对、毁灭、死亡，同时也要貌似纯粹实则充满危险的爱呢？在小说描绘的多处似乎变态的爱、充满宗教意味的宣示和人物的性格逻辑是否就是反现代性的情调，反现代性究竟与哪些修辞吻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抵抗腔调呢？ 经贡巴尼翁点拨，我们得知“反现代的天才都躲在文学之中”，（《反》：6）这是由于观念运动、进步和经院哲学使传统主义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地位，于是传统滑入了文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