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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狄更斯：单调与人性 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也是对19世纪英国工业社会的批判，其副标题便是《写给当今时代》。据评论家克雷格考证，“艰难时世”是1820至1865年英国民歌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常用来指经济萧条的时期，尤其是食物短缺和低薪失业令日子十分艰辛。 这并不是狄更斯小说发表时的英国状况，但恰恰是卡莱尔提出“英国状况问题”时的情形。狄更斯对英国状况的认识受卡莱尔影响，小说场景又是恩格斯所关注的纺织工业区兰开夏郡，但狄更斯批判的侧重点却与后两人不同。 狄更斯和卡莱尔一样，也认识到英国状况的混乱无序，希望统治阶级不要继续“放任自由”，而是担起责任，解救困境中的工人阶级。小说第二部第五章描写了“工人与厂主”的碰面，工人斯梯芬对厂主庞得贝诉说工人的状况是“一团糟”（muddle），希望统治阶级不要“置之不理”：“这事件不能指望我。也不该靠我来解决这个问题，东家。这是在我之上，在我们其余的人之上的人们的事。要是他们不来做这件事，东家，他们负的又是什么责任呢?” 但狄更斯并没有塑造卡莱尔所设想的那种“工业领袖”。小说中集“银行家、商业家、工业家”于一身的庞得贝只是一个骗子，弗•雷•利维斯认为他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那种粗俗的个人主义，“满脑子想的只是自我炫耀、权力、物质上的成功，对理想或观念漠不关心” ，并非卡莱尔所谓的“真正的贵族”。 狄更斯也不像恩格斯那样认为工人阶级能够主掌未来。恩格斯看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卡莱尔则希望工厂主能与工人形成永久的共同利益（282），狄更斯也在《罢工》（1854）一文暗示这两个阶级有着“共同利益” 。在此前提下，狄更斯和卡莱尔一样，希望资产阶级能够改善工人状况。诚如乔治•奥威尔所言，狄更斯并非“革命”作家，他并不想推翻社会，他的主张是资本家应该向善，而非工人应该反抗。 由此不难理解小说中对工会运动的负面描写。狄更斯除了将工会领袖布拉克普儿塑造成一个只会煽动工人的空谈家，还描写了工会如何排斥拒绝入会的工人。从根本上说，狄更斯还是认可了既有的社会等级制度，担心工人阶级会导致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担忧的无政府状态。他在小说中透过露易莎的视角将工人比作不可控制的海洋：“这些家伙有时会象海洋似地汹涌澎湃，造成了一些损失和浪费”。 在批判工业主义方面，狄更斯无疑受卡莱尔影响。《艰难时世》批判的锋镝是作为“工业主义主要哲学” 的功利主义。戈德堡在《卡莱尔与狄更斯》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卡莱尔对狄更斯的影响，认为“甚至可以把《艰难时世》看成是卡莱尔最出色的小说”，而主要的影响就在于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弗•雷•利维斯更是赞赏狄更斯在这部小说中“具有了全面的视野，发现正是一种不近人情的哲学孕育并支撑了维多利亚时代文明中的毫无人性之处”。 狄更斯也在1854年12月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我讽刺的对象是那些除了数字和平均值以外什么都不看的人——他们代表着当代最有害、最强大的邪恶。” 小说揭露了只注重事实和计算的功利主义哲学对人的想象和情感的扼杀，人的“心”和“脑”都变成了机器。这正是卡莱尔在《时代征兆》中所批判的“机器时代”的弊病 ，也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把人训练成机器” 。丹纳在1856年就谈到，该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根据有无情感分成两类，狄更斯借此对比了“自然的和被社会扭曲了的灵魂”。 狄更斯主张在人们心中培养“想象和感情” ，因为“一切闭塞起来的力量都是危险的。有利于健康的空气，使物产成熟的热力，只要封闭了起来，就会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 。这种破坏作用在19世纪的一个实例就是哲学家穆勒（J. S. Mill）的成长过程，他在《自传》中记载了想象力和情感陶冶的缺失导致了他早年的精神崩溃。狄更斯虽然和卡莱尔一样批判功利主义，但他认为要改变机器时代对人的灵魂的扭曲，还需要适当的享乐，这是倡导禁欲的卡莱尔所没有谈到的。 如果卡莱尔看到的英国状况是“混乱”，狄更斯看到的英国状况便是“单调”。《艰难时世》中对焦煤镇的描写明显体现了这一点。焦煤镇以纺织城曼彻斯特为原型不足为奇，如布里格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中所说，在1836年后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曼彻斯特似乎掌握着解答“英国状况问题”的钥匙。 恩格斯详尽地考察了这座“现代工业城镇的典型” ，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等“工业小说”作家也以该城为背景来探讨英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问题。狄更斯并不像前两人那样以写实的笔触来描述曼彻斯特，而是把曼彻斯特视为工业时代的象征，正如1835年来此的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作的著名评断：“文明在这里创造着奇迹，而文明人却几乎变回到了野蛮状态” 。焦煤镇作为一个象征，概括了工业城镇普遍具有的特征。狄更斯后来在信中谈到自己没有明写曼彻斯特，而是虚构了一个焦煤镇：“《艰难时世》的场景定名为焦煤镇。人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每个纺织城镇都说它指的是另外一个纺织城镇。” 狄更斯说这座被烟灰熏黑了的红砖城镇看上去就像“野蛮人”涂的花脸，那种阴沉的形象就像他小说中的反复出现的监狱形象，成了遍布整个工业社会一个统摄性的隐喻。更可怕的是它的单调： 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长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象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音，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 “大象”和“长蛇”为这座毫无生气的城镇增添了动态画面，但前者突出的却是生活节奏的乏味，后者暗示的则是这种生活的无穷无尽。出出进进的工人已经被这座单调的城镇所同化，丧失了个性，生活也没有了多样性，与没有生命的街道并无二致。而城镇和工人这种单调又是由一种看不见的体系造成的，也即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现代文明的单调和机械所形成的“铁笼” 。 这种单调违背了自然和人的天性，但只有自然提出了反抗：“即使在这一片茫茫的黑烟与砖墙的地方，它也会把季节的变换带了来，而且对那个地方可怕的单调性，提出了唯一的反抗。” 焦煤镇人又如何才能摆脱这种生活的沉沦？狄更斯的答案便是“马戏团”所象征的娱乐，这是“焦煤镇工人生活中最需要的一件东西”，“他们越是在工作冗长而单调的时候，就越是渴望能得到一点休息——舒畅一下，使精神活泼起来，劲头大起来，有一个发泄的机会——希望有一个公认的假期，在动人的乐队演奏之下好好地来跳一跳舞——间或吃点好吃的东西”。 这种观点显然与卡莱尔的自我消解、克制己欲的伦理主张相反。如安格斯•威尔逊所言，狄更斯在该小说中开始抛弃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自助、勤劳和克己等“美德”。 狄更斯看到，这些禁欲主义的“美德”固然有助于增加物质财富，却也导致了精神和情感生活的贫瘠，进而主张用享乐来打破单调生活对人的本能的压抑，恢复人性的完整性和多样性。 卡莱尔、恩格斯和狄更斯在分析“英国状况问题”时，虽然具体指涉的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但他们批判的主要问题都是工业主义内在的弊端，这些弊端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逝。尽管他们各自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不同，批判的重点也不一致，但都认识到工业革命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并不都是当时的史学家麦考利（T. B. Macaulay）等人所谓的改善和“进步”。他们对“时代精神”的批判在当时的文化中也形成了一个传统，本身也是一种“时代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