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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卡莱尔：信仰与秩序 恩格斯认为《过去和现在》中包含了卡莱尔早年在《宪章运动》中所谈的一切，而且“谈得更清楚、更展开，结论也更明确”。 他对卡莱尔的描述做了如下总结： 寄生的、占有土地的贵族还“没有学会安坐不动，至少还没有学会不惹祸”；劳动的贵族沉溺于玛门主义，他们与其说是一群劳动的领导者和“工业司令官”，不如说只是一伙工业海盗；议会是靠贿赂被选举出来的；单纯旁观、无所事事和laissez-faire等等的人生哲学；宗教被破坏并日益瓦解……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并反抗旧的的社会制度，因此，具有威胁性的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到处是混乱，没有秩序，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到处是精神空虚，思想贫乏和意志衰退。——这就是英国状况。 从恩格斯的上述总结可以看出，英国状况的主要特征便是混乱无序。卡莱尔希望能够恢复秩序，一方面要在精神上重树信仰，另一方面则要在政治上形成强力的统治。恩格斯认为这两方面分别为“内在的即宗教的方面”和“外在的即政治社会的方面”，后者是由前者发展而来的。 精神或宗教方面的确是卡莱尔政治和道德思考的出发点。卡莱尔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精神化 ，“社会的外在混乱无序正是其精神状况的体现和结果” 。由是，他能够“在一个物质至上主义和不信教的世界中坚持从精神方面看世界” 。 卡莱尔希望重燃人们的敬畏之心，从精神层面上恢复秩序。他虽然不再相信基督教，但仍保留了宗教情感，如巴西尔•威利所说，他崇拜的是自然，景仰的是宇宙，将永恒等同上帝，宇宙等同教会，文学等同《圣经》，英雄等同圣徒，劳动等同祈祷。 恩格斯认为卡莱尔的这种思想依旧属于泛神论，没有进步到无神论。 这与卡莱尔自幼所受的加尔文主义的熏陶有关，也是维多利亚时代许多文人的共同选择，同时也是欧洲大陆上的一种趋势（恩格斯也认为卡莱尔的泛神论源自德国文学）。卡莱尔很看重精神层面对社会维系的重要性，他所宣扬的“劳动”的福音便具有打消怀疑、恢复秩序的力量：“劳动吧，在劳动中寻求慰藉。人啊，难道你的心灵深处没有一种主动使事物有秩序的精神、一种劳动的力量吗？……一切无秩序的、荒芜的东西，你都应该使之有秩序，有条理，使之适于耕耘，受你支配，为你带来果实。” 他一直在强调信仰的力量：“人正是靠了信仰，才能挪移大山。有信仰的时候，四肢可能会因辛苦劳作而倦怠，脊背可能会因负重而磨伤，但内心却是平和而坚定的。在最黑暗的时候，有一盏明灯在指引着方向。” 信仰能偶给人一种方向，一种希望，一种动力；因此，“就人的福祉而言，信仰应该是唯一需要的”，“对于真正有道德的人，失去了宗教信仰，也就失去了一切” 。这也是卡莱尔思考英国状况问题时的出发点。如评论家西蒙•海弗所说，卡莱尔真正要写的并不是宪章运动，而是导致宪章运动的那个日渐失去上帝、物质至上主义的社会，以及如何来改善这个社会。 在卡莱尔看来，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信仰失落所导致的“精神瘫痪”。英国人在精神上都成了没妈的孩子，因为教会已经由“母亲”沦落为“继母”。 在卡莱尔看来，没有了宗教，没有了上帝，人也就失去了灵魂，这才是整个“社会坏疽”的中心点。（137）人们陷入了怀疑和彷徨之中，“信仰已经死亡”，“没有了是非观念”。 但由于“人生来就是崇拜者”（55），各种虚假的信仰便乘虚而入，导致英国人整个价值观念的扭曲。其中最具破坏力的信仰便是拜金主义，也即玛门主义（Mammonism）。卡莱尔指出：“玛门就像火一样，固然可以成为最有用的仆人，但也可以成为最可怕的主人！”（289）金钱具有神奇的效力，但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几乎完全消除了成千上万人心中的道德感”。（194）为了揭露这一点，卡莱尔着重解释了英国人心目中“地狱”概念的嬗变。 他在《过去和现在》中借人物之口说：“地狱这个词英国人还经常在用，但我很难确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卡莱尔认为，人们最害怕地狱，因为地狱意味着无尽的恐惧。不过，不同时期和不同民族心目中的地狱又各不相同。基督徒惧怕自己在上帝面前被发现是有罪的，古罗马人惧怕自己没有成为有德之士，而当代英国人却惧怕自己“没能取得成功”，主要是没有挣到钱。当赚不到钱就等于下地狱的时候，人们就只会热衷一件事——挣钱。在这种情形下，道德责任也就不复存在，现金支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的纽带，人们不再互帮互助，而是敌对竞争，所谓的“社会”也就名存实亡。（145-6）卡莱尔指出，如果地狱的概念是这样的，也就无所谓天堂，人类世界也无法长久存在。（183）英国人所崇拜的玛门并不是神，而恰恰是魔鬼，这种崇拜会把英国变成地狱，导致社会解体。（67） 卡莱尔批判玛门主义的主要目的是改造英国的工业家，也即“劳动的贵族”。在卡莱尔看来，他们作为“工业领袖”，本应成为国家未来的统治者，却居然狭隘地只将赚钱视为唯一的成功。“全世界一致认为，金钱乃是胜利的真正象征、恰如其分的对等物和同义词”，但获得金钱只是胜利了一半，还要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193-4）而且，金钱关系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联系；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无尽的反叛、争夺、仇恨、孤立和憎恶就将伴其左右，直到所有人都意识到，不管他的所得看上去多么辉煌，都不是成功，反而恰恰是没有成功”。（186）卡莱尔认为英国的工业劳动仍受玛门禁锢，但终将会觉醒；崇拜玛门的人们也终将要改宗上帝，因为玛门帝国正四下崩坍，“美元不可能永远统治天堂”。（207，295） 卡莱尔认为英国状况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一场精神革命，尤其是作为未来社会拯救者的“工业领袖”能够抛弃玛门主义，实现道德革新。在他看来，人总需要内心有某种“理想”，有一些“灵魂”，才能改变“躯体”。（189-190）罗森贝格认为，卡莱尔、罗斯金（John Ruskin）、莫里斯（William Morris）、狄更斯等社会批评家要求改革人的心灵和情感，不是因为他们对人性抱有信心，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更有力的途径；但这条路又走不通，因为机器不仅毁了工人，也使工厂主的心胸更加狭隘，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恰恰使工厂主不可能自我改善。 这也是恩格斯会赞同的观点，但并不能因此而断言卡莱尔的这种努力只是一种妥协。他和狄更斯等人的社会批评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思潮之一，从精神层面切开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坏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