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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昭和前期的南戏研究(1926-1945) 随着新材料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日学界的南戏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中国方面有钱南扬等学者，日本方面则应以青木正儿为翘楚。 青木正儿(1887-1964)，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又以戏曲研究闻名于世，他的代表著作《支那近世戏曲史》即是一部是以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为主的戏曲史著作，在许多地方有前人未发或与前人不同之论。(12)[13]青木的南戏研究大体论及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南戏起源的时间及地点。青木否定王国维的“南戏与宋杂剧无涉说”，认为“戏文”乃元代人称呼南宋杂剧之语，而用“杂剧”专称新兴之北曲。他认为南宋杂剧乃是指一种以南宋首都杭州为中心的流行剧种，并非仅限温州一地，但他肯定温州在南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南宋杂剧至元明南戏的发展过程中受到诸宫调的影响。 关于南北曲之消长。青木认为，宋金杂剧院本，其体例与乐曲，均相去不远，地虽分南北，名称虽各异，然实质上未截然分为南北曲也。南北曲名实均分离者，盖始于元代。元代一统，杂剧勃兴，遂使南戏气息奄奄不能起者，殆一百年。南戏虽不振，然尚未绝迹，仍间有行之者，其复兴之曙光露于元中叶以后，并勾稽出元代南戏曲目六十九种。北曲在明初，不乏作者，然何良俊以后，逐年衰颓，然在北京宫中尚演北曲。至嘉靖间，南戏更进飞跃，万历间，竞盛一时，明末清初，诸家所作，尤殷富灿烂，遂为南戏之黄金时代，彻底压倒北曲。 关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青木首先简介该文献及其发现情况，再考证此三种作品当作于元代，疑为《琵琶记》之前。最后介绍三种作品的故事梗概，认为其文学价值与北曲杂剧有霄壤之差，并以此作为元代杂剧压倒南戏的一个佐证。 关于南戏作品。从作者、创作动机、题材、故事梗概、版本、译本、对于《荆钗记》的作者，他认为王国维的“宁献王说”纯属想象之说，未见有题为“丹邱先生”所作的版本。《白兔记》的题材，他谈到了俄国彼得格勒大学所藏之《刘知远诸宫调》，并披露乃师狩野直喜近得其照片，不久将发表。他认为《白兔记》与《刘知远诸宫调》当有某种联系。还介绍了《金印记》、《赵氏孤儿》、《牧羊记》三种元明南戏作品。此外，青木还着重论述了南戏之体例。 从上述内容可知，他的南戏研究超过了此前所有日本南戏研究者的水平，故他在南戏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有些论述虽已见于森槐南的《词曲概论》，如论南北曲之消长，然详略深浅则不能同日而语。他作此书的本意是欲继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实则书中许多地方纠正王氏旧说，这一方面得益于新材料的发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青木治曲有着王国维所不能及之处：自幼的音乐熏陶、对中国戏曲的长期持续研究和现场观剧等。 但青木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中国学界研究成果的关注，大体仅限于王国维，而对与他同时进行南戏研究的相关学者与研究成果未能及时了解。如他的《支那文学概说》中也有关于南戏的论述(13)，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并附有“选读书目”[14]；戏曲研究论著类仅列王国维的《曲录》、《宋元戏曲史》，而未提及钱南扬《宋元南戏考》(1930)、《宋元南戏百一录》(1934)、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1934)及吴梅、张寿林、陈子展等人的研究。青木以外，日本尚有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水野平次的《新讲支那文学史》[15]和加藤守光的《〈琵琶记〉评论》(东京大学1932年)中论及南戏，但都较为简略。 综上所述，日本的南戏研究起步于明治后期，笹川临风先声夺人，负开拓之功，而森槐南的南戏研究不仅到达了相当高的水平，且对后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客观上造成了南戏研究的声势，推动了南戏研究的进步。明治末大正初开始，狩野直喜、盐谷温、宫原民平等人以大量精力关注、研究中国俗文学，他们的相关著述中，都包含了南戏研究。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昭和时期青木正儿的南戏研究超过了此前所有日本南戏研究者的水平，故他在南戏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