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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户女性汉诗本土化演变成因举隅 日本汉诗作为一种“变异体”，是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在“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21]，一方面受到中国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持续进行着本土化演变。这种演变在江户女性汉诗人涉及“弓鞋”、“三从”的作品中正有所体现，而促成这种演变的，是文化传统与社会形态的差异。与同一时期中国及朝鲜的女性诗歌对照，江户女性汉诗呈现出自身的本土特征，这大致可从创作环境、家庭地位、道德观念等方面探究其原因。 在创作环境上，“朝鲜闺秀文学的交往活动基本上限定在家族以内……即便有刻本，也都是在其身后刊印，因此，几乎谈不上什么文学社交。凡有社交，皆属妓女文学”[22]。中国得益于明代中后期开始的思想解放风潮，女性文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诸多文士提携女性创作、刊刻女性作品，越来越多的闺秀走出闺门，结成诗社，甚至参与文人交游，蕉园五子、吴中十子、随园女弟子、碧城仙馆女弟子等女性作家群可谓翘楚。然而，明清时期又是一个儒家女德观念空前强化、节妇烈女数量空前的时代，虽然创作环境的宽松使女性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言论正出现于明末并在清代广为流传[23]，袁枚及其女弟子的文学活动亦招致不少儒林人士的抨击，章学诚便是其中代表。相比之下，虽然女性汉诗隆兴于江户时代，但日本女性自古就有用假名写作的文学传统，《源氏物语》、《枕草子》等日本“国文学”经典都出自平安时代的女性之手。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言：“平安时代的文学不一定就是‘女官文学’。但是就像这个时代的京都，妇女能肩负起一个时代的文学重任这种例子，在古今东西都是鲜见的”[24]，足见日本女性文学的悠久历史与深厚积淀。这与同时期的中国及朝鲜刊刻女性作品时，往往于序言中上溯到孔子删诗不废女性之作，以此来为女性文学正名颇有不同(14)。 至于男女诗笺唱酬，日本自平安时代起便在知识阶层间风行，不同于在朝鲜与文人唱酬的基本为妓女诗人，也无中国所谓“妇言不出于閫”、“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不同文化背景造就了不同的创作环境，江户女性汉诗人师从男性学习汉诗文、参与诗会无碍“男女之大防”，舞文弄墨也没有“女子弄文诚可罪”的心理负担，因而细香诗中多有与男性文人交游赋诗的自叙：“日射缃簾卷起迟，水楼晚色待新诗。东山最好轻烟抹，例是先生呼酒时”(《奉访山阳先生凫川水楼侨居》)[10](P76)，“吟步三四里，清伴五六人。嵲峗撰平处，兼就眺望新。瓢酒甘于蜜，醉颜背斜日。入洛二旬余，此游是第一”(《己卯重阳，陪山阳先生、云华上人游吉田山纪事》)[10](P77)。 就家庭地位而言，中国古代“休妻”的决定权掌握在男性手中；而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妻子同样可以迫使丈夫写下离婚书，甚至自作主张舍弃婚姻返回娘家，或将入赘的夫婿扫地出门。“夫妇离缘”(离婚)之例在知识阶层中也并不少见，赖山阳年轻时多有放荡之举，第一任妻子婚后不久即与之“离缘”；星岩与红兰成亲后飘然远行，两年杳无音讯，亲戚中多有劝说红兰改嫁者。针对这种婚姻习俗，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曾惊叹：“在欧洲，除了犯罪，离婚是最有失体面的事，而在日本却很随意，随时可以离婚，且女性不会因离婚而毁坏名声，仍然可以再婚。”[25]同等状况在明清士大夫阶层的妇女身上是决不会出现的。非但如此，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平民之间，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继承权，丈夫也不得擅自变卖妻子的嫁妆[26]。女诗人吟松为细香之友，继承了濒临破产的“富冈吴服店”并以一己之力使之复兴，细香为此赠诗曰：“读书千卷力堪支，当日曾逢倾厦时。兴业正闻因女手，持家何必在男儿”(《寿吟松女学士七十》)[6](下P317)，嘉许其振兴家业之功。女诗人原采蘋为秋月藩(今福冈县)儒生原古处长女，一兄一弟皆体弱多病，因而被寄予扬名显亲的厚望，二十八岁只身远赴江户游学前，其父勉之以“不许无名入故城”之语。而明清时期虽不乏寡妇辛勤抚孤、不堕家声之例，但女性不能独立继承家业，纵然出现黄媛介等依靠出售字画或担任闺塾师换取酬金的“职业艺术家和作家”[27]，也止于养家糊口，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女性肩负一门盛衰之责显然有所不同。 在道德观念方面，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德川幕府大力推行儒学，倡导节、义、忠、孝等儒家道德，对当时的道德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著名的“赤穗四十七士讨敌事件”(15)就发生于江户时代，被视为武士践行忠义的典范。然而，儒家道德作为一种中途植入的外来文化，未必能够在短时期内扎根民族文化深处，更何况男女之间暗通款曲从平安时代起就在贵族中风行，并被视为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源氏物语》便提供了佐证)。红兰有《失题》组诗，抨击了“夫弃寡妻妻亦然，共言彼此恶因缘”，“孀妇亦能专媚秾，不知膏沐为谁容”，“轻薄春风桃李容，宁知婉娩与听从”[8](下P366-367)等不良风气，虽本意在于道德说教，却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儒家道德规范对中日女性的钳制力度反差巨大，造成了江户女作家与明清女作家对待“三从四德”等儒家女德的不同态度。 由于上述原因，江户女性汉诗与朝鲜女性汉诗、明清女性诗歌的不同风貌，广泛呈现于社会活动、个人心态诸方面。如随园女弟子虽热衷渲染袁枚“所到四方，裙钗引领”(孙云凤《湖楼送别序》)[28]的盛况，仍不免以“随园、兰泉、梦楼三先生苍颜白发，品望之隆，与洛社诸公相伯仲，海内能诗之士，翕然以泰山北斗奉之”(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29]之语自辩，声名师生间绝无儿女私情。而江马细香与赖山阳虽未成眷属，却终身维系师生关系，细香笔端亦不乏“旧欢一梦十三年，犹记投侬诗句妍”(《奉次韵山阳先生戏所赐诗》)[10](P220)，“市灯未点长堤暗，同伞归来此际情”(《砂川饮赋呈山阳先生》)[10](P177)之类的暧昧表述。再例如，诸多明清才女囿于性别的限制，发出恨不生为男儿的呼喊：“算缟綦、何必让男儿，天应忌”(顾贞立《满江红·楚黄署中闻警》)，“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我在世，忍偏磨灭”(吴藻《金缕曲》)，“慵折花枝对镜簪，可怜身不作奇男”(李媞《自悼六首》之二)，“非关剑不利，自惭匪男儿”(刘淑《感怀二首》其一)，或借助戏曲、弹词虚构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传奇故事来实现心理补偿(16)。与之相似，朝鲜女诗人金氏在《自伤》诗中也悲叹：“自伤闺女身，苍天不可知。奈何无所为，但能各守志。”[30]而大约同时期的日本女诗人原采蘋却在前往江户游学之际赋诗曰：“一饮骑鲸觞，此行气色扬。唯我二十八，愧亮出南阳”(《乙酉正月廿三日，发乡》)[18](P137)，意气风发，以诸葛亮初出茅庐自比，充满建功立业之豪情：在有人嘲讽其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又声言“如教志业青年遂，世上宁无逐臭夫”[18](P170)，显露出功成名就后自能觅得佳偶之信心。关于江户时代、朝鲜时代的女性汉诗文与明清女性作品的对比分析，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撰专文作进一步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