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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清女性而言，“三从”背后是强大的道德约束力，袁枚的三妹素文就是“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袁树《哭素文三姊》)的悲剧典型。然而在大约同时代的女诗人细香笔下，“欠三从”意味着摆脱婚姻束缚，更便于一生登山临水、吟风咏月，这虽未必不是有情人未成眷属后的故作旷达，但丝毫没有违背正统女德的焦虑。既然细香频繁使用“弓鞋”，追求表达形式的中国化，且不拘泥于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固有含义，可以猜测，细香将“三从”这一女德观念拿来为己所用，也是为了追求诗作的中国风味。关于细香对儒家女德的态度，下诗提供了参证： 幽庭绿湿柳丝斜，昨雨微微不损花。梳罢春朝无一事，闲翻女诫坐窗纱。(《闲闺即事》)[10](P94) 诗题后自注“近来读《女四书》”，却营造出一种慵懒闲适的氛围，对日本女性而言，阅读女训书或许与阅读其他中国典籍一样，都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和提高汉学素养，未必带有严肃的道德劝诫之意。即便诗中多有女德说教的红兰，自身也并非严格的践行者，她的《旅怀》诗云：“诗书只合毕生业，针黹动抛经日工。举案之贤妾何比，遐征幸侍五噫鸿”[7](P44)，后二句虽以贤妇孟光为楷模，前二句以诗书为业、不事女红的行为却恰与儒家女德相抵牾。这与众多明清女作家以“绣余”、“红余”、“针余”名集，声明诗书不误妇工颇有不同(11)。而红兰虽标榜“由来女有三从在，膏沐今皆夫子恩”及“妇无专制是常理”(《乙巳夏，将西归，奉呈象山先生》)[8](上P147)，关于其执拗悍戾、与其夫星岩争执得不可开交的轶事多有流传。星岩去世后，红兰声言“我家文派遍湖海”(《云如山人第四编刻成，喜题其后》)[8](下P433)，俨然以文坛前辈自居：“书画会上必就正席，向诸文士曰：‘后生，倘有诗作，且由老妇为尔等批正。’星岩门下诸生皆唯唯诺诺，赖山阳门下诸生则甚为不平，窃谓之‘粪婆’(讨厌的老婆子)。”[15]此类行为与其守寡后赠予诗社诸人的“休道老痴难独立，阴柔本自借阳刚”(《写所思赠同社》)[8](下P423)也似乎自相矛盾。由此可见，儒家女德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与明清时期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细香与红兰笔下的“三从”或指代世俗的婚姻生活，或仅仅流于字句，未必有更深层的道德内涵。 (三)本土风物与民族意识 汉诗发展到江户时代，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尝试在中国诗歌的影响之外自辟蹊径。对汉诗中日本风味的评价也逐渐由贬义的“和臭”发展到中性的“和习”，再发展到褒义的“和秀”[16]。本土风物越来越多被描摹歌咏，在女性汉诗人笔下亦有体现： 数户茅檐晚树堆，近湖村落水田开。一齐抽绿灯心草，知是耕余织席来。(《至八幡途中书所见》)[10](P316) 一簇人家水北涯，鸣銮迹没草离离。春风吹湿青蓑雨，寸寸香鱼上钓丝。(《笠置山下作二首》其二)[7](P53) 第一首诗写农忙时节村景，在中国诗歌中亦屡见不鲜，但“灯心草”(12)却是日本风物的代表，也是俳句中夏季的“季语”，翻起绿波的灯心草田、农人编织灯心草席(即榻榻米)的景象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多有出现。赖山阳评此诗曰：“风土诗邦人多不屑作此，亦恨不使茶山看。”[10](P316)茶山指著名汉诗人菅茶山，以风土诗见长，与赖山阳皆为推动汉诗“日本化”的重要人物，对风土诗的褒扬中，正蕴含着山阳对本土化诗风的提倡。第二首作品虽有“江汉交流波渺渺，晋唐遗迹草离离”(陆游《黄鹤楼》)与“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渔歌子》)的影子，歌咏的却是本土风物香鱼。因为只生存于清流之中、连内脏亦洁净可食的特性，香鱼在日本文化中被赋予“高洁”的内涵，捕香鱼、食香鱼也是极具节令感之事。红兰之夫星岩有《食香鱼》一诗曰：“芙蓉红浅雨初凉，鱍鱍银刀落夜梁。一段人生快心事，香鱼时节在家乡。”[17]星岩故乡的长良川是著名香鱼产地，此诗的灵感或许来自中国文学中的“西风鲈鱼”之思，但抒情载体却具本土特色。 江户汉诗人寄予最多热情的本土风物当推樱花，女诗人原采蘋有《樱花》诗云： 日出之邦产奇芳，百花坛头独擅场。风韵与梅难为弟，牡丹辟易不称王。 旸谷烟霞春三月，吐芳弄色媚艳阳。折枝罪当一枝指，赳赳武夫犹怜香。 海外商船辫发客，往往载春归殊方。仅入唐山便憔悴，应惭为渠助杯觞。 尤质未免神女妒，翻云覆雨啼红妆。封家有姨颇厚意，嫁与东风入玉堂。[18](P189) 该诗虽袭用旸谷、封姨、翻云覆雨、嫁与东风、玉堂等多处中国典故或中国式表达，着重强调的却是樱花“仅入唐山便憔悴，应惭为渠助杯觞”，“尤质未免神女妒，翻云覆雨啼红妆”的特质，表现出与中国的隔阂与釁隙。与之相类，赖山阳有咏樱之作曰：“蜀树心甘来作婢，洛花颜厚却称王”，“独立东方长擅美，懒从桃李竞芳标”(《咏樱花二首》)[19]，将樱花推尊至傲睨群芳的“东方花魁”之位，对“蜀树”、“洛花”的鄙夷中正隐含着与中国文化抗衡之意。 由此可见，江户汉诗人对本土风物的彰显中，蕴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在红兰的长诗《读菅公遗诫》中有更明显体现：“开国比汉后千岁，中古参考李唐制。不害遣使问礼文，亦如仲尼诘周礼。运世岂得无变通，皇天降下菅相公。遗诫备垂和汉辨，起立懦夫救弊风。……人皆武勇五谷丰，永永一姓存禘祭。宜哉州名为神州，古远时迁随东流。”(《读菅公遗诫》)[8](中P345)菅公即平安时代的学者、诗人菅原道真(845-903)，在日本被尊奉为“学问之神”。诗中虽追溯了日本仿效唐制、遣使问学的历史，却将之比作“仲尼诘周礼”。菅原道真是推进日本本土文学发展的重要人物，被认为是“和魂汉才”(13)的倡导者，红兰着重讴歌的正是他“遗诫备垂和汉辨，起立懦夫救弊风”的功绩。而“宜哉州名为神州”，“人皆武勇五谷丰，永永一姓存禘祭”诸语，与前文列举的“山川争秀帝图壮，日月并悬文物章。任是唐虞亦犹慊，神州圣统自无疆”之句，都体现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甚至对中国表现出居高临下之态。 随着社会的安定与文化的繁荣，江户时代的文人不再甘于屈身中国的光环之下，萌生出与曾经的文化宗主国争胜之心，在作品中积极弘扬“国粹”。赖山阳曾写下六十六首乐府诗咏日本史，与当时日本的六十六州数相合，并声言“我国风气人物，何必减西土。恨余词鄙俚率薄，不足齿汉儿”(《日本乐府跋》)[20]。女性汉诗人笔下的灯心草、香鱼、樱花等本土风物，也同样体现着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构筑出具有乡邦趣味的美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