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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逊漂流记》既有乌托邦的色彩又有意识形态的不良功能，两者之间构成了利科所说的辩证张力，恰恰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两个基本方向相合：“第一个方向趋向于整合，重复，反射；第二个则由于是远离中心的，故趋向于漂泊。但一个离开另一个就无法生存。”利科同时指出：“当意识形态描述被某一特定社会的权力体系所吸引时，掩饰的功能确实就超过了整合的功能。实际上，一切权力都竭力使自己合法化。”(14)笛福实在是一个聪明的作家，他一方面不断张扬自己外出航海的狂热以及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虔诚，另一方面又通过意识形态来调节他所钟爱的鲁滨逊与礼拜五之间的关系，以强化鲁滨逊作为支配者、宰制者的权力和利益。 诚如巴柔所论，所有意识形态选择的原则是一切对他者进行描述的前提(15)。鲁滨逊所体现的“朴素的种族主义”并非如图尼埃所言“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16)，而是支撑殖民者利益的根基。的确，礼拜五的形象和同化过程缺少后期殖民主义文化文本他者化过程的某些程式，如强烈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他者身上体现出的与生俱来的难以根除的种种劣等性以及殖民过程本身的艰巨等等。他者化的刻板印象在这些文本中比比皆是，诸如体貌的低下、不正常，居所的恶劣、怪异以及智力低下、恶习难改，“殖民统治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开拓永远是艰辛的劳作”。基于所谓“朴素的种族主义”，更多出于宗主国的政治需求和文化想象，笛福把礼拜五建构成殖民主义文本中支持、赞同殖民与帝国主义的他者的原型。礼拜五由一个“善良的野蛮人”转化为一个可以为殖民者所用、倍加信赖的役从。或许由于是简单的二人世界，在这样的乌托邦时空中，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地带”里更多的是平常意义上的对话、交流(绝非平等自由之互动)，而不是一味的拒斥、隔绝、根除，因而其诱惑力和迷惑性远远大于其他殖民文化文本。 但是，鲁滨逊与礼拜五之间仍然存在殖民主义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屈从的不对等关系。礼拜五这名鲁滨逊自认为从来没有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也的确不负众望，成为一个典型的被殖民者的文化符号和套话，成为一个没有自我意识、被注视、被表征且必然沉默不语的他者。礼拜五自身对被同化过程的内化，对“主人话语”绝对他者化的形成的全盘接受与无条件信奉，在他最后谢幕时的“表演”中表露无遗。他用火枪射杀巨熊时，虽念念不忘使用弓箭捕猎这一部落传统，但为了逗众人一乐，仍故意连续不断挑逗熊、与熊戏耍、延误开枪时间。一连串带有表演性的行动的目的虽仅只为博主人与旁观者一笑，却近乎完美地阐释了“主人话语”凌驾于他者身体上的施为性与无上权威。 话语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和功能性，话语分析则旨在研究，当语言被运用于范围更为广泛的管理和控制性社会结构时，语言使用所遵循的各种规则。(17)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语言实践——不同群体运用语言处置权力关系，是“可个体化的陈述群”，“隶属于同一形成系统的陈述群”(18)。通过分析话语的特殊结构，研究者得以区分不同的话语形成，即以何种方式分配权力关系并形成一种连贯性和力量，并由作为陈述的一组符号序列群确定其特殊的存在形态。在话语中，权力和知识联手构筑着事物的秩序、社会结构和世界体系。权力植根于社会关系中，作为权力的功能，话语及其相应的知识、学科、机构总是分配着权力的效力。(19)殖民历史“主人话语”和“霸权话语”在观照、言说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与殖民主义霸权意识形态相关联，必然预设了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假定。话语总是与意识形态勾连在一起，罗杰·弗勒论述道： “话语”是话语所体现的信仰、价值和范畴观点形诸于言语或书写。这些信仰构成了观照世界、整合和表征经验的一种方式，在中性的、非贬抑的意义上构成了意识形态。不同的话语形态将不同的经验表征予以编码，而这些表征的源泉就是话语在其中得以体现的交流语境。(20) 萨义德在分析殖民话语实践的历史时指出，“东方”作为地理和文化实体是人为建构出来，并非出自于“自然的惰性事实”(21)，殖民历史是掌握殖民话语霸权的殖民者制造出来。研究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历史、观念和文化，就必须对东西方两者间存在的权力关系、宰制关系与复杂多变的霸权关系所构成的知识权力关系与话语形成进行研究。在殖民话语实践的历史中，任何一个关于东方或被殖民者他者形象的新文本都会增强某种特定的刻板形象和思维模式。(22)萨义德论述道，文本有意包含着关于某种历史事实的知识，被人们赋予了专业知识的属性。随后，学院、机构和政府的权威逐渐赋予其更多权力，“这些文本能够创造出的不只是知识，而且还有它们似乎要描述的真实性本身”。如是的知识和真实性制造出一个殖民历史与传统以及殖民主义话语，“从殖民主义传统/话语中产生的文本，其根源并不是某特定作家的创造性，而是话语的物质在场和权威”(23)。基于此，萨义德再三重申了维柯的观点，即人制造着其自身的历史。历史和社会皆为人造产品，界定与命名社会结构、阶级和行动者的知识与真理生产方式，总是与生产控制工具的权力或隐或显地紧密维系在一起，为重新划定世界秩序张目。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知识其实是知识权力话语的建构，东方“他者”的历史由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知识权力话语建构。就历史与社会而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所知的或能够知道的仅仅是我们业已制造出来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