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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虚无” 巴尔特在《小说的准备》中引用了福楼拜31岁时写下的一段话：“我觉得美的，我想要写的，是一本关于‘虚无’的书。这本书与外界无关，以风格的内在力量支撑……这本书几乎没有主题，至少主题是看不见的。”(15)巴尔特将福楼拜的《布瓦尔与佩居榭》同夏多布里昂的《朗瑟的生平》(Vie de Rancé)以及巴尔扎克的《创造者》(Le Faiseur)一起看作这些作家的“极限作品”(Oeuvrelimite)，意思是它们徘徊在常规的边缘，暗示了作家本来想写却没敢写出的另类作品。早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福楼拜就打算写出一部关于“虚无”的书，然而故事情节丰富的《包法利夫人》与这个理想相去甚远。到了《情感教育》，虽然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称不上英雄，但他的人生还是比一般人跌宕起伏。我们发现，福楼拜真正追求的，并不是小说内容的空无，而是意义的虚无。从这个意义上说，《布瓦尔与佩居榭》是最接近福楼拜理想的作品，因为两个主人公追求真理的希望悉数破灭，爱情也以失败收场，所有经历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与包法利夫人和弗雷德里克不同，布瓦尔与佩居榭的努力不是站在自私的角度，而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的。他们不断尝试用自己的发现造福他人，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他们的失败揭示了人类种种行为的无意义的本质。意义的缺失加强了故事的荒诞感，整部小说给出了百科全书般丰富的“能指”，却没有“所指”，或者说，指向了“虚无”。这种“虚无感”在二十世纪现代文学中并不罕见，然而在福楼拜所处的十九世纪，显然是领先于整个时代的。 除了小说意义所指向的“虚无”，巴尔特还从小说的语言中发现了福楼拜对这一主题的追求。他指出，福楼拜话语中的省略，仿佛斑驳的小孔遍布在文本的织物上，他运用了传统古典主义小说中常常出现的语句的停顿、段落的间隙、时间的跨度等写作手法，却并不暗示这些省略背后的意义。《布瓦尔与佩居榭》中话语对象的缺席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叙事技巧强调了小说的虚无感，体现了小说的先锋性：“精神病人自说自话是没有对象的，这就是为什么《布瓦尔与佩居榭》在传统外衣的掩盖下其实是一本疯狂的书……令人惊讶的是小说什么都没有产出……这是一个没有消耗的世界，没有回音，静寂一片。在《布瓦尔与佩居榭》中，福楼拜的艺术是古典主义的省略艺术，然而在这里省略没有任何暗示，是纯粹的省略。这样的文学不论对古典主义的、人文主义的，还是当今常规的意识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从文学观点看，这是一部先锋作品。”(Oeuvres: tome IV, 999) 巴尔特认为，正是这种“毫无产出”的性质揭示了这部小说的本质。巴尔特善于用形式只有细微差别的两个词定义截然不同的两个对立的范畴，比如产生于《批评论文集》(Essais critiques)一书的一对著名的概念“作家”(écrivain)和“写家”(écrivant)。对于前者来说，写作是一种“行为”(geste)，仅仅产生写作本身，不通向任何对象，是没有指向性的，“不及物的”；而对于后者，写作是一种“活动”(activité)，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手段，是有指向，有结论的，因此是“及物的”。在巴尔特眼中，福楼拜无疑是重视写作本身而非写作目的的“作家”的代表；同时，没有中心点、缺乏“所指”的《布瓦尔与佩居榭》则是“不及物写作”的必然产物。 巴尔特试图通过“不及物性”来动摇西方文化体系所追求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了彻底摆脱意义的重负，他甚至还提出了“免除意义”的主张。在托多洛夫眼中，“在巴尔特的文学观中有两个明显属于浪漫派的特征：不及物性和意义的多样性”。正是以上特征造成的“模棱两可、多重的意义以及阐释的无穷性，构成了现代的共同点。”(16)因此，巴尔特对《布瓦尔与佩居榭》形式的关注和分析远多于对其意义的揣测和探寻。巴尔特本人一直有创作一部小说的理想，他晚年的《小说的准备》系列讲座正是在为其铺路，但终因他的突然辞世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如果当年巴尔特得以完成他的小说创作，这部作品在意义的开放性方面应该和福楼拜的《布瓦尔与佩居榭》有异曲同工之妙。 巴尔特认为：文化意义上的一切物体都“浸透了人类的语言”。与其他关于小说的评论不同的是，他的分析避开了宏观上的小说人物、结构和情节，直接深入到微观的语言层面，从语言本身的不同侧面挖掘出了小说深刻的创作思想。尽管这部小说的残缺留下了诸多遗憾，且长期以来遭到学术界的忽视，然而在巴尔特的带动下，已有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家就这部奇特的小说发表见解。人们对小说的鉴赏标准早已不仅仅停留在故事内容的引人入胜，而进入到了叙事的技巧、文体的精致和思想的深度等层面。从《包法利夫人》开始，福楼拜的创作风格经历了由现实主义转型到自然主义最终过渡到现代主义的复杂过程，而这种转变的最终完成正是在《布瓦尔与佩居榭》中实现的。许多学者认为这部小说才是福楼拜一生的巅峰之作，其伟大之处是超越时代的。它预言了现代小说的蓬勃发展，对后世作家尤其是新小说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具有明显的先锋性价值。 巴尔特将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延伸至了后来的文本，即后人在对前人文本阐释的同时也重构了前人的文本。比如在他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进行解构的批评著作《S/Z》面世之后，人们会不自觉地去探寻巴尔特眼中《萨拉辛》的种种玄机，而不可能再将其单纯地当作一部普通的叙事小说来读。同样，《布瓦尔与佩居榭》今天在福楼拜作品乃至整个法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以及福楼拜作为“现代派鼻祖”的先锋形象，看似是作家本人通过艰苦的写作一手建立的，而实际上却是和巴尔特的阅读、发掘和重写分不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