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作为现代之自我意识的“成年”体验 作为贯穿在成长教育小说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主体与外部现实的关系是内在地蕴含于“成长教育”（Bildung）这一理念中的，因为Bildung自身即含有一种二元结构：一个运动着的主体和一个外在于该主体的目标（Bild）。然而Bildung并不是18世纪的新词，为何它只是在18世纪才催生了一种新的叙事传统？这首先要从主体-世界关系在18世纪前后的根本差异来理解。在18世纪以前，人的生活基本上是受稳定有效的外部规范约束的，无论是古代的宇宙秩序还是基督教时代的上帝，都预先为人规定好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发展方向，个人无需对此多费心思，只需简单接受规范即可。但是经过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主体的主体性逐渐觉醒和高涨，这促使他要求自己从存在链条的外部规定中摆脱出来，由被规定者转变为自身乃至世界的立法者。这样一来，如何处理主体内心的欲望、意志与外部现实的客观存在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成为摆在主体面前的一个新问题，而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尝试则构成了推动成长教育小说产生的根本动力。因此，就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来说，成长教育小说与启蒙运动以后逐渐突显出来的现代性问题密不可分，它既是现代意识的一个产物，也是解决现代问题的一种尝试。 在18世纪的德国社会结构中，最深切地感受到主体意志与外部秩序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且最迫切地需要解决它的阶层，就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由于受过教育的市民不再依靠出身和等级，而是靠个人努力，靠通过能力和才学获得的“成就”来赢得声望和地位，所以相对于倾向维护旧体系的贵族和地位并无根本变化的社会底层来说，市民阶层成为宣扬和实践新崛起的主体性的主力军。在很大程度上，启蒙运动本身就是市民阶层对自己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主体性所作的宣言，它要求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以理性为自然和为自身立法，因此，早期启蒙运动“洋溢着一股乐观的情绪，相信人类可以假知识之力无限完善自身” 。从另一方面说，由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世界也是因此而在本质上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历史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歌德时代包括成长教育小说在内的很多文艺作品都是以资产阶级上升期的这种“个人发展的乐观基调”为基础的，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只是“比任何其他小说更开朗、更有生活信心地把它说了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以《威廉•迈斯特》为代表的成长教育小说可以被视为18世纪一种崭新的时代意识的赋形，用一个与本文所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的词来说，这种时代意识可以譬喻式地被称为“长大成人的喜悦”。 在西方话语传统中，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时期往往被视为人类和世界的“成年期”。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正是用“长大成人”这个意象来说明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人类挣脱了“锁住他们的摇车”，甩开保护人那双半是约束半是呵护的搀扶之手，欣喜地发现自己完全可以“单独行走”。 无独有偶，卢卡奇也把作为“现代市民史诗”（黑格尔）的小说形式本身视为一种“成熟男性的形式”，以区别于作为童年形式的古代史诗。换句话说，“长大成人”（Gewachsensein）是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体验的一种自我表述。新的时代意识之所以会选择“成人”这个譬喻来表现自己与古代和前现代的不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因为主体性的张扬孕育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人”的概念，其本质内核是拥有自由和意志的主体，这是一种与古代意义上的人不同的“人”，是一种新事物，在此意义上，“成人”同时也意味着“成为人”（Mensch-werden），即成为新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人。从这个角度说，以“长大成人”为主题的成长教育小说在18世纪的历史性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催生的话语，同时也是对这一话语本身的再生产。 但与此同时，在宇宙和自然秩序面前充满自信的“成年”意识也从一开始就在现代的乐观前景中埋下了现代性自身的隐患，那就是人与世界、心与物的分裂。如果说由宇宙和神定秩序所规定的古代和前现代世界是一个由不受质疑的“应当、必须”确立的稳定结构，那么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世界则始终处在由不受羁绊的“我欲、我要”与作为制度的外部现实形成的紧张关系中。因为对于个体来说，一切外部现实已经丧失了作为秩序的绝对性，所以他必然要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意义，而生活本身则被感受为一种异于主体意志的外在物，是需要被克服的对象，由此导致的分裂让个体的生活失去了作为家园的整体性，“丧失家园”成为分割古代与现代的最重要的心灵事件，而重新寻回整体性就成了现代心灵生活的根本任务。从这个角度说，“成年”体验同时还意味着独自漂零于世、无所依傍的“心灵孤独” ，意味着寻找的“艰辛”和可能失败的“危险” 。卢卡奇将小说理解为“成熟男性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这样一层意思。作为与现代进程同步发展出来的文体形式，小说自身承载着整体性缺失的命运。德国古典主义、欧洲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分别可以视作对这一基础性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由不同态度所导致的不同的解决方法，而以《威廉•迈斯特》为代表的成长教育小说又是其中一种独具特色的解决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古典”与“现代”、外部秩序与个体意志的和解，这种和解的思路典型地体现了德国市民阶级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独特态度。 与法国资产阶级以革命形式表现出来的对旧秩序的彻底颠覆不同，德国市民阶级表现出的是一种在旧有秩序与新的主体性要求之间进行调和的倾向，这种调和倾向与德国市民阶级在当时的现实处境密不可分，不过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展开详细分析。简略来说，德国市民阶级在既有的社会政治形式中看到的更多是保障他们自身利益的秩序维护，因此，他们尊重外部秩序，认为个体的自由意志只有在这样一种真实的自由空间中才有可能获得实现，这就促使他们收敛自己“无限的心灵权利”，承认社会生活和共同体向个人提出的服从要求的正当性，甚至认为个人的主观精神只有从外在性中获得了其合理性，即普遍性，精神才会感觉“安若家居” 。借助当时普遍流行的虔诚主义思想 ，这种与现存秩序和解的态度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根基。此外，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也为这种和解态度提供了合法性证明，两人都试图以一种普遍理性来抑制个体意志的无限制扩张。在文学话语中，歌德的相似态度表现为一种“对生活的欢乐的肯定” ，因为歌德相信，现实世界是“绝对有条件”的，而类似于浪漫主义那种对于“进入无条件的东西的直接追求” 则是有失体统的。因此，在《威廉•迈斯特》中，歌德让他的主人公从主观角度把外部现实作为一种“必要的恶” 包容下来，将其转化为自身成长发展的一个至高境界。 在现代性自身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已经随同现代进程的展开逐渐显露之时，歌德的这种与现实和解的态度无疑会给人一种重获古典和谐的印象。因此，施莱格尔认为歌德是在“一个崭新的艺术时代”中第一个试图把“本质上现代的东西”和“本质上古典的东西”加以结合的人。 但事实上，《威廉•迈斯特》所实现的主体与世界的和解，是基于一种承认限定条件的个体发展理念，一种先行于小说的“目标明确且坚定要接受教育的意愿” ，它本质上是由无限完善自身的人文主义乐观信念所框定的主体意志，正是这种意志为小说创造了内在的稳定和安全氛围，让小说自始至终渗透着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内心和世界的和解虽然问题重重，但却是可能实现的；这和解虽然只能在艰难的抗争和险象环生的迷途中去寻觅，但它最后一定能够被找到。” 换句话说，典型成长教育小说是借助理念的明晰坚定性来构筑形式上的整体性的，这个过程的实质是用理念“压缩和挥发待赋形之物，使其能够被它们所承载” 。用狄尔泰的话说，“诸事件的坚硬的、多棱角的素材在想象的构造过程中完全被融化改造并净化”，只留下一种“重要的心灵般的东西的简单化身” 。而在穆齐尔的时代，现代社会自身的发展导致这样一种坚定明晰的理念已经不复可能，个体心灵的发展故事再也无法被整合进传统成长教育小说这样一种带有预先确立的和解意图的形式中。 《没有个性的人》酝酿和创作的时期，欧洲不但发生了波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且还爆发了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政治和经济的失序既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混乱局面的表征，反过来也加剧了价值领域的纷争，整个欧洲陷入严重的文化和价值危机之中，而危机的中心正是“那个标举理性、个人主义和进步的自由主义文化——以及自十八世纪以来就一直鼓吹这些价值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精英阶层” 。对于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巍立不动” ：在启蒙时代一度被视为人的本质规定的理性，在战争和资本争夺的过程中已经充分暴露出可以为任何目的服务的工具性质，与此相应，“人”的本质也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以前是勤劳的市民，随后成为凶手、杀人犯、小偷、纵火犯或诸如此类” ，一种超越历史的永恒人性丧失了绝对性，作为“理性主体”的人被揭示为仅仅是历史地制造出来的、被社会文化所修饰的人文主义构建物，它并非行为的本源。随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告，价值领域进入“诸神之争”（韦伯）的时代，欧洲的整个精神生活深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沼，再没有一种必然性、一种秩序能够为行动提供安全可靠的方向和意义。 这是一个“在精神上处于持续的自我瓦解过程中” 的时代，在歌德时代尚能担负一种整合作用的“人”之概念，此时已经开始“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一般被逐渐“抹去” 。与启蒙时期的乐观自信相比，现代体验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已经在极大程度上转变为一种“长大成人的忧伤”：“一方面，我们对内心召唤之绝对的、年轻的信心已经削弱或灭绝了；另一方面，我们绝无可能从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的外部世界那里，偷听到指明方向和确定目标的声音。” 正是这种“长大成人的忧伤”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基础。“人”之概念的瓦解导致小说赖以构筑形式整体性的理念坚定性不复存在，小说只能“迫不得已地以攻击性的方式去展现自己的必然对象的不可实现性，以及这个唯一可能的对象的内在无价值，这样一来，它们也便终究还是把世界结构的破碎性带进了形式的世界。” 当穆齐尔说他的叙述风格问题同时也就是他的主人公的生活问题时，他所点明的正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这种同源性和不可分割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部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在形式上的特点正是对生活总体性在20世纪初的历史现实中彻底丧失这一状况的赋形。 另一方面，生活总体性丧失所引起的现代心灵的“思乡”情绪也成为现代小说的“乌托邦”色彩的根源。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让主人公的全部活动和思考都围绕着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 “只有一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这就是正确生活的问题。”（295） “亲爱的阿加特，有一连串问题，它们涉及的领域宽广并且没有中心。这些问题全都叫作：我该怎样生活？”（1036-1037） 这个脱胎于柏拉图的《国家篇》、但已经获得显著现代色彩的“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构成了《没有个性的人》与传统成长教育小说最深层的联系，尽管后者原有的形式特征和理念模式在《没有个性的人》中都已经被彻底改变甚至被否定，但是寻找自我拯救的渴求依然存在，向着某个理想图像的Bildung依然被认为是可能的。然而，正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一种自身完满的生活中并不存在“应该如何”这样的先验问题, 因为“每一种‘应该如何生活’都取缔了生活本身” ；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又深深植根于现代人的精神气质之中，这种气质注定了他不能在眼前的活生生的、有形的生活中看到意义之所在，而必然要求某种超越性的东西。因此，“乌托邦”成为小说这种现代体裁的一个固有因素，在《威廉•迈斯特》中，由于生活本身被作为理念编织进“完善的人”的概念之中并构成其最高发展阶段，所以应然与必然至少在理念层面上重合为一体，乌托邦披上了一件现实的合体外衣。但是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由于主人公完全无法从现实中窥见任何行动的意义，所以当前的生活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尚未走出来的假设”（288），而问题的关键只能被无穷无尽地推延到“下一步”（849）之中，这种历史主义的目的论思维必然导致现实生活在价值上的虚无，而其最终结果势必如乌尔里希所说的：“有时我对我的整个一生感到后悔。”（849）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由“下一步的道德”所决定的没有终点、没有决断的生活状态，就必须“先创造行动的先决条件”（856），但是由于乌尔里希在当前的现实中找不到这样的先决条件，所以他所向往的“正确的生活”只能是一种“单纯的可能性” ，这就决定了《没有个性的人》较之于《威廉•迈斯特》来说是一部更为彻底的乌托邦小说。 综上所述，典型成长教育小说与《没有个性的人》同为现代人精神命运的反映，只不过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当“长大成人的喜悦”无可挽回地转化为“长大成人的忧伤”，秉持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成长教育小说也必然蜕变为在价值虚空中苦苦寻求生命真谛的现代主义小说，在这样的小说中，狄尔泰于歌德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种“永不消逝的生命之乐” 的光辉已经很难再被感觉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