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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的特点与影响 林纾与曼法鲁蒂一生在文学翻译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可以说，在林纾以前，中国还没有人如此热心、如此执着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而在曼法鲁蒂之前，虽然阿拉伯文坛也有人进行过文学翻译尝试，但其成就都无出曼法鲁蒂之右。二者都不懂外文，他们翻译文学作品或是同友人合作，由友人讲述原意，自己执笔翻译；或是取前人或当时文人的翻译粗稿，再由自己进行翻译加工而成。因此，他们的翻译基本上都是意译的。在林纾翻译的大部分作品中，不但存在对原文的删改，如《巴黎茶花女遗事》，删除了原文前四节的一些内容；《双雄义死录》（雨果的《九三年》），篇幅也缩略了很多，同时也存在对原作文体的改变。如他将莎士比亚、易卜生的许多戏剧都译成了小说。而这种现象在曼法鲁蒂的译作里也非常普遍，《茶花女》在曼法鲁蒂的删改之下变成了一部短篇，剧作《为了王冠》等也变成了小说。虽然如此，他们的翻译作品仍然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 林纾和曼法鲁蒂都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由于近代东方国家特殊的社会状况，每个爱国文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为社会的进步，为国家的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点上，文人往往首先关注的是思想的变革。因此，在选择小说时，林纾与曼法鲁蒂就主动倾向于能够反映进步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和民生疾苦的作品。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但后来他所选择的《黑奴吁天录》、《不如归》、《剑底鸳鸯》等多部小说，都体现了他重视小说社会功用，希望通过小说作品来警醒世人、使中国人民勇于直面现实、尚武自强的初衷。例如，在《黑奴吁天录》序中，他呐喊到：“迩又浸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在《剑底鸳鸯》序中，他说：“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 而在《鬼山狼侠传•叙》中，他虽然也承认该小说“贼性至厉”，但紧接着解释自己的目的是“然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 诸如此类的思想，在林纾许多的译文序中都可以看到。虽然后期林纾对待翻译著作的态度不如从前，其成就也大打折扣，但其前期的译作却真实反映了他为思想变革与社会维新所做的努力。曼法鲁蒂的译作尽管没有林纾的丰富，但从其仅有的一些译文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此类思想的端倪。例如在他为自己的翻译小说《为了王冠》所写的序中说：“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爱国英雄。他具备勇敢、坚毅、不畏牺牲的品德，……介绍这个巴尔干英雄是为了鼓舞埃及人民。” 而埃及文学评论家绍基•塔伊夫（Shawqī Daif 1910—— ）也曾说曼法鲁蒂的译文是建立在“道德说教的基础之上的。” 埃及文学家阿卜杜•穆哈辛•塔哈•白德尔（‘Bdu al-Muhasn Tah Badr ）也说曼法鲁蒂翻译作品是为了描写神圣、纯洁的爱情，特别是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穷苦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感情。 正是因为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曼法鲁蒂才在译文中溶入了大量的自我情感，加入了大量的再创作成分，使其能与当时国民特别是穷苦人民的内心产生共鸣。 不可否认，翻译所能产生的影响与时代环境、政治气候乃至文学的发展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近代中国与阿拉伯社会那样特殊的环境下，翻译显现出了比往时更大的影响力。如果说，二者古代翻译的兴盛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有着直接联系的话，那么那时的交流也是以二者为主导，或者说最起码是在平等、相互吸取、相互借鉴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的。因而翻译对二者当时的主流文学没有形成强大的冲击。而近代则完全不同。近代社会，西方的经济、政治飞速发展，各种思想潮流与意识形态也极大的丰富了文学的创作形式。而东方社会此时则处于一个落后、停滞的状态，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改革，乃至文学的变革中，都需要吸取西方的先进酵素。此时的文学翻译活动就显示出了巨大的桥梁作用，并且明显是东方吸取西方。这一点毋庸赘言。 可以说林纾与曼法鲁蒂能够享誉翻译文坛，近代东方社会的大大背景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前因，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在近代中国与阿拉伯社会，像林纾与曼法鲁蒂一样，译作丰富的人比比皆是。例如，在中国，从1898年到1916年，有800多中译作问世，除了180余种是林纾翻译外，更多的则是不同人在翻译领域进行尝试与努力。而在埃及，曼法鲁蒂翻译的作品《保尔和薇尔吉尼》也曾被好几个文人译过，在他之前有穆罕默德•奥斯曼•哲莱勒，而在他之后也有黎巴嫩文人以利亚斯•艾布•沙白凯（Ilyās Abū Shabaka）等，这些文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大多都采用意译的手法，其动机也正如在前文分析的那样，是加强小说的社会功用，实现宣传先进思想、启迪国民的目的。 在此简要的分析一下意译翻译手法的得失。近代社会，包括林纾和曼法鲁蒂在内的许多文人采用的意译手法，并不都是对原作的随意删改。他们是在反映原作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删去了许多国人不太容易明白的描写，或是为了适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原作叙事时间进行调整， 并加入了适合本国读者鉴赏口味的内容。也就是说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原作进行了的本地化的再创作。例如，对精彩片断加以渲染或是借对话和演说来抒发自己的观点。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读者对西方文学的接受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译者首先作为一个读者来阅读西方文学，从他们对原著的了解以及考虑到当时社会普遍的接受程度，选择翻译的方式与侧重点。在这一点上，恐怕译者作为第一个读者对翻译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而且还是原作生命的延伸形式——译作的作者，他通过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对原作进行再创造，他不仅是文学传播中的接受者，而且同时还是输出者，他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半的读者。” 因此，可以说，好的译者对于处在接受初级阶段的读者来说，会在输出的过程中适当的将原作本地化，等于赋予了原作第二生命。这即不是对原作生搬硬套，端上一碗生饭，也不是过于迁就本国读者，将这碗饭煮得过烂， 而是将其烹调的刚好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但是，对译作进行本地化的再创作，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接受的误区，很多人在接受的初期会误以为原作就是如此，这对真正了解被译国文学的真正特点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不过本地化的再创作在近代中国于阿拉伯国家的翻译状况下，起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由于林纾与曼法鲁蒂是作为一个听众或是间接阅读者，因而作为二次输出者，他们译作中的再创作成分则更多。适当的本地化是他们二人译作大受欢迎的一个原因。而他们的译作能够脱颖而出，更重要的则是由他们们二人所采用的别具一格的描述语言，对当时国人接受西方文学起到了很好的引渡作用。 胡适先生曾说：“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实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 说明林纾的翻译语言很有独特性。但是林纾在翻译时采用的语言虽是文言文，且被桐城派古文家所称道，但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拗口艰深的古文。他通常是用较通俗的文言进行翻译，使他的译作实际上介于桐城古文与传统白话小说之间，给人清逸、隽雅的感觉。在有关景物、人物心理以及举止之处尤其用心。例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他曾由这样的描写： 一日天气晴明，晚霞在一片浓树之外，与蔚蓝天相映发，神爽气清，虽居巴黎辇毂之下，而所居隐于树间，青叶翠阴，不类人境，隐隐闻马车声，若在空际。 此一段关于景物的描写非常优美，使人仿佛身临那种闹市间难得的安静宁谧的氛围。而关于人物心理及举止的描写，林纾更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或是将人物的悲剧情绪突出渲染，或是将人物的诙谐举止加以夸张，从而增添了原作的悲剧或是喜剧效果。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也深有体会，他曾举例林纾翻译的《滑稽外史》中一段：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曰：“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 这一段描写也是形象万分。钱先生曾将此与原文对比，发现林纾“往往捐助自己的‘谐謔’，为迭更斯的幽默加油加酱。” 但也正是这种“加油加酱”增添了译文的魅力，同时也激发了中国一批文人了解西方文学的兴趣。钱先生就曾说过：“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他对于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言的兴趣的。”“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 对于林译的魅力，鲁迅与郭沫若等文人都曾表达过同样的感受。由此看来，林纾的译文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归于他对人物、景致进行细致刻划时，其真挚、诙谐的语言所产生的魅力。从这点上来说，尽管有众多人士对林纾采用意译方法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有不同看法，也尽管他的译作从翻译学的某种角度来讲，也许不能算做是好的译作。但他的译作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伤害到原作的“神”，而是在体会原作神髓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了艺术的夸张，让原作在本土的再生长过程中穿上了本土绚丽的外衣，获得了又一次生命。无可否认，从这一点上来讲，他的译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而这一点在曼法鲁蒂身上也有体现。他一改近代沉闷的文风，借鉴阿拔斯时期的散文艺术，师法伊本•穆格法、阿卜杜•哈米德（‘Bdu Hamīd）和贾希兹等大师的散文风格，加上自己的创新，以类似散文的笔法来翻译小说，使他的译作在语言上清新典雅、凝练流畅，时而哀惋悲壮、时而婉约细腻，有时像在与人倾诉，有时则像在面对阿拉伯民众发表演说。我们来看《麦吉杜林》中的一段译文： 有人说，春天的季节是爱的季节。情感在春天中散播，使人们的心灵变得充满人情，心与心在慢慢靠近。公园里、果林间，到处都有一群群的鸟儿在花间枝头歌唱，成群的人们在林间游乐。而我，却丝毫不信眼前看见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最惬意的时光莫过于尽情地让心灵飞翔，低语我的哀愁和忧伤，洒下串串的泪珠，来冷却在我心头纠缠着的渴望。 这是麦吉杜林给苏珊的一封信里的话。从语言风格上来看，这段译文很像是一篇散文，音韵和谐、行文流畅、笔调清新、感情细腻而真挚。而《麦吉杜林》整部译文的语言风格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曼法鲁蒂不仅超越了他所学习、崇尚的阿拔斯时期的散文艺术，而且也比与他同时代的许多翻译家进了一大步。此外，曼法鲁蒂还时常以演说的形式翻译作品，甚至将原作由戏剧改译为小说，将原作中的对话译为散文式的演说，这一点在他的译作《为了王冠》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该作主要讲述了巴尔干国为了摆脱土耳其统治而进行斗争的事情。在原巴尔干国王死后，人们要在将军巴兰库米尔和主教雅亭二者中选一位出来继任王位。在国会选定主教后，将军密通土耳其，妄图卖国以求得王位。将军的儿子力劝父亲放弃这种不义之想，但父亲对其置若罔闻。后来，儿子大义灭亲杀死了父亲，又遭陷害被判死刑。他的女友为使他解脱，杀了他，而后也自杀徇情。 原作戏剧中儿子与父亲的对话，在曼法鲁蒂的笔下变成了儿子单方面的长篇演说。而且大部分演说与小说情节发展和刻划人物性格完全无关，只是重点突出劝诫主旨，激发听众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有些甚至脱离了小说中人物的特定环境，读起来倒像是阿拉伯革命家在面对群众发表演说。例如： 过去十年来，我们之所以一直遭受着巨大的天灾人祸，就是因为我们狂妄骄傲、夜郎自大；因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自以为是。富者侮蔑穷者，强者欺凌弱者，权贵轻贱黎民。因而上主就降下穷兵尚武者来统治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也曾以此来与人交往，我们也尝到了应有的报偿。“我没有亏待他们，但他们却亏枉自己。” 文章中的内容看起来似乎是在指以阿拉伯文明曾繁荣昌盛，傲然世界而怡然自得的阿拉伯人，又像是反映了埃及近代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更为有趣的是，曼法鲁蒂居然让一个基督教徒引用了《古兰经》中的话，原作中无疑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文字的。但是流畅的散文风格和适合本国近代国民鉴赏能力的本地化删改，却符合了近代埃及国民的接受趣味，这使曼法鲁蒂的译文取得了同时代翻译家们都未成取得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