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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启示 从上面几个个案分析来看，20 世纪俄罗斯文艺学经过了曲折和反复，经过了克服非社会学的诗学——形式主义和非诗学的社会学——庸俗社会学之后，在融合19 世纪俄罗斯文艺学的优良传统和西方文艺学的精华的基础上，终于走上了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相融合，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贯通的道路。这种研究既认同俄罗斯认识论文艺学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关注和排除其对艺术特征的忽视，另一方面又吸收西方文艺学对形式结构的重视和纠正其离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偏颇，这就为文艺学的创新和发展找到新的出路，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 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是文艺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趋势，但每个文艺学家的研究对象是具体做法上又是各不相同，独具特色。普洛普、洛特曼和巴赫金这三个案就充分体现这个特点。普洛普的研究对象是民间故事，他的研究是从故事形态结构起步，最后再追寻故事的历史根源。洛特曼的研究对象的诗歌，他的研究是从诗歌的文本研究入手，再进一步分析艺术文本结构和非艺术文本结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的关系。巴赫金的研究对象是小说，他的研究是从体裁切入，再分析复调小说体裁的历史演变和文化蕴含，把体裁诗学和文化诗学、历史诗学的研究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整体诗学、在诗学研究方面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理论境界。 尽管三位文艺学大家在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上各具特色，但他们的研究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也为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首先，他们都把形式结构的研究放在重要地位，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 普洛普从故事外部转向故事内部研究，从结构形态的角度研究故事、认为这样才能回到故事的本体，真正说明故事是什么，真正从本质上描述故事。洛特曼在上述《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1967) 中竭力为文艺学的结构研究辩护，他认为文艺学的研究不能只从感觉出发，只有从作品的形式结构入手，才能建立科学的文艺学。巴赫金更是提出诗学研究应当从体裁出发，从体裁切入，体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如果不掌握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体裁的特点，就无法理解作家的创作，就无法理解作家作品的创新意义。他们之所以把形式结构研究放在重要的地位，是同他们对形式结构的理解相关。普洛普认为故事的结构是有意味的结构，繁重的形式研究，“正是通往概括有意味的结构的途径。”[6]（15）洛特曼认为诗歌文本结构的一系列特征都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巴赫金指出体裁形式是作家艺术家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形式，是具有潜在含意的形式。 其次，他们以形式结构研究作为基础，做切入点，但又不局限于形式结构研究，他们总是自觉地将形式结构研究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结构研究为什么需要同历史研究相结合呢? 从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文学、文学作品本身是审美结构，研究文学、文学作品必定要面对艺术结构、艺术形式。同时文学、文学作品又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是有历史内容的，它不仅有艺术具体性，也有历史的具体性。文艺学研究可以从结构出发，也可以从历史出发，但如果是科学的文艺学研究，它所追求的必然是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统一。文艺学研究如果从历史出发，那么历史研究面对的客体就是审美结构；如果从结构出发，那么也只有靠历史的阐释才能理解结构的整体意义，对结构的认识和理解也只能通过历史的阐释才能获得丰富、生动的内容，才能深入。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解构本质主义的最好方法。 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研究的结合，这两种研究在他们看来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检验、相互印证的。普洛普指出形态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首要条件和前提，形态研究要先于历史研究，坚持没有正确的形态研究便不会有正确的历史研究。如果结构形态研究做得不好，就无法回答故事的普遍性问题，就无法回答“全世界故事的类同”这一重要问题，就无法进行比较历史研究。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将故事分解成一个个组成部分，那我们就无法进行比较……如果我们无法将故事进行比较，那怎么研究故事与宗教的关系，怎么比较故事与神话。”[6]（15）但他又没有止步于结构形态研究，他深知故事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它不是封闭的自足体系，它的发生变化是同一定的历史文化土壤相联系的，是受历史制约的，如果要从发生学角度研究，离开历史研究的方法，是无法进行的，巴赫金在对复调小说体裁的特点进行共时分析之后，也明确指出必须转到历时研究，转到历史诗学研究，他认为共时研究是给复调小说体裁定位。这个研究做得好，将有助于追溯复调小说的历史渊源。如果没有共时研究，没有初步定向，所谓的历时性分析，将会流于一连串毫无联系的偶然对比。[12]（31）而历时研究通过追溯复调小说的历史渊源——狂欢体小说的历史演变过程，既是为了印证共时分析的结果，更是为了更深入和更准确地把握复调小说体裁的特点。他认为体裁的生命在于更新，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总是既旧又新，总要在每一个富有独创性的作家身上得到别具一格、焕然一新的体现。因此，他指出:“我们越是全面具体地了解艺术家的体裁渊源，就可以越发深入地把握他的体裁特点，越发正确地理解他在体裁方面传统和创新的相互关系。”[12]（220） 第三，他们认为实证的科学精神是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保证。无论是结构研究还是历史研究，都是一种十分繁杂和艰巨的科研工作，如果不在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方面下功夫，不长期不懈进行研究工作，是很难获得成功的。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结构研究是在分析100 个神奇故事的基础上进行的，他认为科学只同思考事实的方法打交道。他反对玄学思辨，面对浩如烟海的繁多杂芜的故事材料，他坚持实证的科学研究，他自称为经验论者，“并且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首先注重仔细观察事实并精细入微和有条不紊地对其进行研究的经验论者。”[6]（179）正是这种实证的科学精神，使他用了20 年的功夫写成两本专著，回答了故事是什么和故事怎么来的两大问题，建构了独特的故事理论体系。巴赫金的专著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实证的科学精神，他从不发空论，总是在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所论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论述。他从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和语言各个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特征做了令人叹服的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之后，又详细地考察了同复调小说相关联的狂欢文化和狂欢体小说在欧洲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全书材料翔实，分析深刻富有启示，既有理论高度又充满历史感。在这些俄罗斯文艺学大家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艺学经院学派的学术精神。从19 世纪到20 世纪，一百多年以来，俄罗斯文艺学界能不断涌现出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学派和大师级的文艺学家，是同这种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的培育分不开的。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