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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艺学是以具有悠久和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著称的，其中包括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的历史主义传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等三大传统。[1]巴赫金在谈到俄罗斯文论为什么“具有巨大潜力”时，指出其中的两个因素:一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批严肃认真而又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二是“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2]（363）。这个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就包括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 19 世纪俄国文艺学虽有历史主义的深厚传统，到了20 世纪仍然面临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挑战。俄国的形式主义被伊格尔顿认为是20 世纪文论的开端。[3]（12）他们针对苏联文艺学只重视社会历史分析忽视审美特性、忽视语言形式的弊病，力图从文学自身的形式结构来理解文学，尖锐提出文学自主性问题。但是他们把文学封闭于文本之中，封闭于语言形式、结构之中，在文学研究中抛弃了历史主义原则。 面对形式主义的挑战，20 世纪俄罗斯文艺学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方面是一大批俄罗斯文艺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仍然坚持历史研究，仍然坚持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创作不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艺学专著。另一方面是不少俄罗斯文艺学家开始重视形式结构研究，他们不是简单否定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而是很注意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那里吸收养分，从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代表人物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研究中吸收养分，其中如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研究，洛特曼的结构符号研究，巴赫金的体裁诗学研究。但是由于俄罗斯文艺学历史主义传统的强大影响，他们的形式结构研究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文艺学的形式结构研究，而是力图实现形式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为文艺学的发展开拓新的理论空间。当然，在社会历史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文艺学界，他们的探索是很艰难的，常常得不到理解，被批评为搞形式主义，于是他们也必须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在40 年代中期以前，普洛普在教科书和历史文献概述类的著作中，是被作为民间文艺学界形式主义的代表遭到批评。当结构符号研究在60 年代遭到非议时，洛特曼就站出来声辩:“结构主义并非历史主义的敌人”。[4]（94）老一代著名的文艺学家利哈乔夫在谈到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文本学是文艺学坚实的基础”，但可以从不同观点，以不同方法研究文本，他说:“可行的方法之一是结构主义的。但重要的是在俄罗斯结构主义研究系统中越来越顽强地流露出历史主义的态度，它归根结底将结构主义变成非结构主义，因为历史主义摧毁着结构主义，同时又允许从中吸收最好的因素。结构主义在形式与内容相关联的形式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新东西。”他认为洛特曼等学者的专著“对扩大文学研究提供很多东西。”[5]（313—315） 纵观俄罗斯20 世纪文艺学的发展，文艺学的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俄罗斯文艺学出现的历史研究和结构研究的结合的新经验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西方结构主义的偏颇，因此他们的经验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下面通过分析普洛普、洛特曼、巴赫金这三个理论家个案，来看看俄罗斯文艺学的结构形式研究是如何同历史研究结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