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景冬，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塞•多诺索(Jose Donoso，1924-1996)，智利作家，生于圣地亚哥一个医生和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进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攻读英国语言文学。两年后转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获艺术学士学位。后来任智利天主教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美国依阿华大学写作班教师和智利《埃尔西利亚》杂志编辑，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默思大学执教。曾旅居阿根廷、墨西哥和西班牙多年，或工作或写作。在国外先后结识了阿斯图里亚斯、富恩特斯、巴斯托斯、阿格达斯等许多拉丁美洲名作家。
    多诺索以写短篇小说开始文学生涯。最早的两个短篇《蓝衣女》和《毒奶糕》分别于1950年和1951年发表在《 MSS 》杂志上。另一个短篇《中国姑娘》被收进《智利新故事选》(1953)。后来相继出版两本短篇小说集：《避暑和其他故事》（1955）和《查莱斯顿》(1960)。两本集子合二为一，于197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这些短篇以熟练的叙述技巧、质朴的语言、感人的故事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映，为多诺索的长篇小说创作铺平了道路。
    1958年，多诺索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加冕礼》。小说以生动的语言和讽刺的笔调描写了生活富足的贵族家庭的腐朽、没落和饥寒交迫的平民的愚昧、落后。两个方面，两条线索，彼此平行发展，使两个阶层、两个世界、两种生活形成鲜明对照。
    进入六十年代后，多诺索出版三部小说，即《这个星期天》(1966)、《没有界限的地方》(1967)和《淫秽的夜鸟》(1969)，推动和促进了拉美文学的“爆炸”。《这个星期天》暴露了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自私、怯懦的伪君子阿尔瓦罗和表面道貌岸然、乐善好施，实则爱慕虚荣的贵夫人切芭等人物的面目，扯下了资产阶级伪善的面纱，同时展示了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贫困、麻木和种种龌龊的恶习。《没有界限的地方》表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没落和颓废。几个人物的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明：曼努埃拉善良、忠厚，却成了富豪开心的对象，受到无情的侮辱和伤害；阿莱霍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为当议员而许下诺言，但家乡依然贫穷不堪。作品表现了社会环境的恶浊和有钱人的腐败。《淫秽的夜鸟》是作者表现“资产阶级的腐朽和没落”题材的重要作品之一。小说通过对一个虚构的人物 ( 翁伯特•佩尼亚洛萨 ) 虚幻故事的描述，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迷乱和人性的扭曲，展现了一个噩梦般的魔幻世界。作品采用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多种技巧，从内心独白到意识流，从时空颠倒到蒙太奇……体现了多诺索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小说于1970年获西班牙简明丛书奖。
    七十年代，多诺索出版两部作品：长篇小说《别墅》 (1978) 和中篇小说集《资产阶级的三篇小说》 (1973) 。《别墅》试图通过一个家庭的历史，成年人的旅行和主仆之间、大人和孩子之间、表兄弟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上世纪贵族阶层的生活、虚假的习惯和混乱不堪的家庭秩序，暴露上层资产阶级的没落。表现手法准确、明快、具有讽刺意味。作者创造了一个虽不存在、却真实可信的世界，是一部幻想小说。《资产阶级的三篇小说》写的也是资产阶级的生活。具有自传成分，作者在书中表达了他对祖国、故土、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怀念之情。
    八十年代伊始，多诺索出版中篇小说《洛丽亚公爵夫人的神秘消失》(1980)。背景是二十年代的马德里。作为公爵夫人的洛丽亚，虽然生活清闲自在，享尽富贵荣华，但是多年寡居，精神备受压抑。作品暴露了西班牙没落贵族的空虚、孤独和懒散。人物的故事中交织着漫画般的讽刺、色情描写和想象的成分。是一部具有玫瑰小说特点的作品。八十年代多诺索出版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旁边的花园》(1981)，《献给德尔菲娜的四个中篇小说》(1982)。《旁边的花园》写的是流亡西班牙的拉美人的生活和遭遇。旁边的花园是指安迪亚公爵府第里的一座高贵的花园。一个夏天，主人把它让给小说家 (主人公) 胡利奥•门德斯及其夫人格洛丽亚享用，以便他完成他那部抨击智利独裁政权的小说的修改工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夫妇二人耳闻目睹邻居们过的幸福美满、心情舒畅、无忧无虑、快乐满足的生活。胡利奥的命运却不同：他渴望在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一鸣惊人，为此，他呕心沥血，埋头写作，但不料以失败告终。小说反映了拉丁美洲流亡者背井离乡、旅居异邦的痛苦心境和困苦生活。同时批评了拉美知识分子的流亡道路，对流亡者既寄予同情又恨之无能。作者称之为一部反“爆炸”小说。
    多诺索是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见证人和经历者。1972年他写了一部关于文学“爆炸”的回忆录：《文学“爆炸”亲历记》。作者从个人的角度回顾了1962年孔塞普西翁世界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以来十年间文学“爆炸”酝酿、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记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拉美作家、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的足迹，他们的理想和奋斗、成功和失败、欣喜和忧虑……以热情的笔调赞扬了文学“爆炸”主帅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科塔萨尔和富恩特斯为拉美文学崛起做出的贡献。
    何塞•多诺索毕生致力于文学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生前曾获西班牙国王授予的智慧的阿尔丰索十世勋章，并被选为智利语言科学院院士。
    《别墅》是多诺索的重要代表作，出版后获西班牙批评文学奖。小说写的是本图拉一家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地点不详，但知道当初那里是土著聚居的地方，后来成为殖民者的冒险之地。本图拉家族在那个地方的原野上拥有大片土地，在土地上有一幢别墅和一座金矿。家族的成员每年夏天都要去别墅避暑。金矿靠土著开采，把金子打成金锚，然后由主人运往首都卖给外国人。家族兄弟姐妹七人，都有配偶和子女。男孩、女孩共有三十三个。
    一天，家长们去一个“美妙的地方”旅行，孩子们留在家里玩“侯爵夫人五点钟出门”的游戏，肆无忌惮地玩各种恶作剧。甚至在土著的帮助下对别墅进行了抢劫和破坏：门窗被卸下，家具被摔毁，把金箔拿出去变卖，有几个孩子逃走，有些孩子跟着阿德里亚诺造反，搅乱了别墅的秩序。出游的大人们归来时在路上遇到逃出来的孩子，得知别墅里发生了叛乱，于是派仆人们速去镇压。他们用火器对付手无寸铁的孩子和土著，阿德里亚诺等人不幸丧生，他儿子文塞斯劳和其他敢于反抗的孩子被拘捕。别墅恢复了旧秩序，土著重新变成了奴隶。
    本图拉家族终于败落，不得不决定把别墅、矿区和大片土地卖给外国人。外国人前往别墅察看，种种迹象令他们迷惑不解。可交易尚未做成，可怕的飞花便从天而降。外国人、仆人和一部分大人夺路而逃。剩下的人躲进别墅，逃脱可怖的灾难。故事到此结束。作者故意留下一堆问题，让读者去思考和想象。
    作品的寓意显而易见。小说作于智利军事政变后。作者描述的事变 ( 家庭秩序的变革和随后遭到的血腥镇压 )与智利那次政治事件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认为，大人们代表执掌军政大权的寡头；孩子们代表不满现状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土著居民代表受压迫的人民大众；武装起来的仆人则代表反动的国家机器，充当腐朽秩序的卫道士的角色。阿连德大选获胜后进行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激怒了以皮诺切特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不惜发动政变，疯狂镇压进步力量，杀害阿连德，迫害无辜人士，大批仁人志士流亡国外。军政府实行的铁血政策使智利陷入白色恐怖。可以说，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就是这幅恐怖情境的真实写照：带头发难的疯子阿德里亚诺被杀害；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因拒绝弹吉他而遭苦刑，手被反动派用于枪砸烂；维克托•哈拉也被刑罚折磨而死；不屈服的孩子们受到监禁，有的孩子被迫逃走；大批土著居民惨遭屠杀，一排排被枪弹击中倒地……与此同时，革命派视死如归，他们庄严地宣布：“他们用火器进攻，我们用铁器自卫。这没关系，因为，总之，我想我和你们中间的许多人会牺牲，在敌人屠杀的噩梦过后，历史将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播下的种子，经过一段时间定会发芽。”正如阿连德总统就义前所说：“我确信，我们在千千万万智利人心中埋下的种子最终会萌发。敌人有力量，可以使我们屈服。但是社会进程不会因为敌人的屠杀和强大而停止……”作者本人的话是最有力的佐证。他说：“《别墅》是对智利新近的历史的讽喻。”
    小说具有一定的实验性。作者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叙述方式，但也间或采用倒叙和内心独白。作者常常插话，中断叙述：证明他无所不知，说明他写作的疑虑，他左右人物行为的能力，把将发生的事情提前交代，解释压缩某段故事或删除某个情节的原因等等。他的出现仿佛总是扯着读者的袖子，让你不要忘记他的存在。对此，他在书中解释说：
    我愿意尽早讲清楚，我这样做只有一个平常的目的，即让读者明白，我这么写是一种技巧。我不时地干预故事，不过是提醒读者同小说的内容保持距离。我希望让小说属于个人，它可以展示，展出，但决不能奉送，免得使读者把自身的经历和它混为一谈。如果我能让读者接受作者的意图，他们就不仅能接受这种距离，而且也许会使今天已名誉扫地的旧式叙事方法如此有效，就像出于“文学趣味”而被以各种技巧掩藏着的惯常手法那样。
    多诺索的意图是要读者接受他的叙述方法，不要把个人经历同小说故事混为一谈。现实就是现实，杜撰就是杜撰，别把虚构当现实。他自己甚至和小说中的人物邂逅相逢。他去出版社交稿，在港口上遇到别墅的主人本图拉，二人一见如故，进酒吧交谈起来。这样，他就进入了他自己创造的幻想世界。但是这并不能掩饰小说包含的社会意义：它“是在教诲，在揭露，在谴责”。它虽然是作者的杜撰，但是它毕竟描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展示了一个阶级、一个社会衰败的情景，抨击了那帮被金钱和物质利益迷住心窍而变得残酷无情的老爷们。
    小说的风格朴实无华，没有任何怪诞的地方，无论思想内容还是结构形式，都不让人感到费解，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的故事来读。叙述的笔调平易近人，还不时采用连载小说的口吻承上启下，如“如前所述”，“我们将会看到”，“大概大家还记得”等等句式。
    作品描绘了众多人物，他们属于不同的阶层，构成了一个小社会，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性格、形象各具特点，形成一幅生动的社会风情画。其中有专横跋扈的家长、老爷，有对上毕恭毕敬、对下穷凶极恶的仆人，有天真、顽皮、敢于反抗的孩童，有为人诚实、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医生，有勤劳勇敢、地位卑贱的土著，有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管家等等。女性亦然，有残忍的、贪婪的、矫情的、好事的、放荡的、多情的……她们的关系，或姐妹，或姑娘，或妯娌，或母女，在本图拉家或别墅里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
    但是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孩子，是三十五个六至十六岁的孩子。他们是堂兄弟、表姐妹。他们的活动几乎贯穿始终。他们既可爱又单纯。但是他们受到大人们的管制，花园外的铁矛栅栏像监狱的大墙使他们与外界隔绝。大人们外出旅行离开别墅后，他们获得了自由，有的玩爱情游戏，有的追随医生阿德里亚诺去解放土著，有的打开金库取出金锚，外出经商，铁矛栅栏也被挖出推倒……别墅的秩序被摧毁了。小说既表现了这些孩子的天真无邪、大胆无畏，也批评了他们的年幼无知，轻率少虑。但是他们是新生力量的代表，是新世界的建设者，作者对他们寄予殷切的希望。
    《淫秽的夜鸟》是多诺索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书题取自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1842-1910) 写给前往欧洲旅行的两个儿子的信，他说：“每个有头脑的少年都开始感到生活并非儿戏，也决非一场高雅的喜剧，恰恰相反，生活是无数植根于悲惨深渊之中滋生的花朵和果实。对于每个具有精神生活的人来说，他所继承的天赋遗产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那里有野狼在嗥叫，淫秽的夜鸟在哀鸣。”
    主人公翁贝托•佩尼亚洛萨出身卑微，早年丧母，成了孤儿，经常受人欺侮。为出人头地，长大后当了有钱有势的参议员堂赫罗尼莫的私人秘书。参议员和美如天仙的女人伊内斯结婚后没有子女。翁贝托总是陪伴着参议员，无论在他面临危险还是沉浸在幸福的时刻。他暗恋着貌美的伊内斯，由于嫉妒而密切监视着她。在巫婆佩塔•蓬塞的蛊惑下，他终于在她家和她幽会。但是她只承认他是个男人，不承认他的身份和面孔。翁贝托不胜怨恨，再不开口讲话，成了哑巴。参议员和他妻子虽然容貌端正，却天不作美地生了个丑八怪：身躯佝偻，脸上有一道深沟，贯穿唇、腭、鼻，吓人地裸露着骨和肉。为了不让世人看到这个名叫博埃的丑孩子，参议员为他建了一座叫做林孔纳达的“天堂”。翁贝托在“天堂”里任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这个正常人却被人们当成了丑八怪。为了报复翁贝托这个敢于吃禁果的家伙，参议员让一名巫医割去他的部分肉体，结果更换了他器官的80%，丑八怪的器官被移入他体内。他被迫逃进修道院。多年后，赫罗尼莫精神失常，溺死在“天堂”的狄安娜水池里。伊内斯躲进修道院幽居，后来疯了，被逐出修道院。他们的儿子博埃长期与世隔绝，虽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但内心感到极度痛苦，宁愿做个没有脑子的植物人。
    和多诺索的其他作品一样，此作表现的也是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败落。他曾说：“贵族世界的毁灭，变得一无所有，不能再剥削他人……对此，我很感兴趣。我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而只是对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毁灭者和被毁灭者感兴趣。”在小说中，他想象和虚构了一个怪诞的、异乎寻常的世界，描绘了一些变态的、稀奇古怪的人物，描述了种种荒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或现象，展示了一个充满危机、日趋衰败、终将瓦解和崩溃的阶级和社会的现实，一个群魔乱舞的可怖的世界。
    小说主要写了两个人物：翁贝托和堂赫罗尼莫。翁贝托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从小失去了尊严，为了向上爬而甘心为参议员效犬马之劳：低三下四，惟命是从，忍辱负重，适应环境。以为这样可以跻身上流社会。但是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他的渴望，他的幻想，他的欲望，他的梦想，一一破灭。“任何追求都未能如愿”。他不过是有钱人手中的玩偶，一个可悲的、丧失了一切的小人物。在上流社会看来，他只有被剥夺、受阉割的份儿，从肉体到精神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想做人上人是白日做梦。他像生活在迷宫里，像无头苍蝇，撞得体无完肤，心灵破碎，疯疯癫癫，狼狈不堪，躲进教堂，苟延残喘。堂赫罗尼莫是资产阶级权力、名望和财富的化身。由于有权有势，使妄自尊大，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粉饰自己( 在人民抗议大选舞弊的示威中，他把受伤的秘书的血抹在绷带上，伪装自己受伤，神气十足地招摇过市，捞取政治资本 )，可以倚仗手中的权力发泄私愤( 借医生之手摘掉翁贝托 80% 的器官，移植给畸形人 )，可以为所欲为，蹂躏弱者( 他卑鄙下流地使孤女伊里斯怀孕，然后弃而不顾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不但受到人民的反对、唾弃，而且落到了丑八怪的下场，在“天堂”里受到丑八怪们的嘲笑、鞭挞，连他的亲生儿子也奚落他，耍弄他，叫他跳，叫他在地上爬。最后像一条狗一样溺死在水池里。致使一个高贵的家族完全消亡。他的死亡和他的家族的消失，象征着上层资产阶级的没落，意味着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丧钟已敲响。
    在艺术上，《淫秽的夜鸟》采用了现代小说的多种表现手法。作品描写的荒诞故事、丑陋人物、鬼怪们的世界，都令人难以置信，是现实中所没有的。这是作者想象的产物。他借助想象，营造了一个古怪的、噩梦般的世界，用以丑化、嘲讽上层资产阶级，达到反映现实、暗喻时政、抨击社会弊端的目的。作者还把想象用在人物身上：翁贝托是个微不足道、毫无竞争力的人物，为了得到渴望得到的东西，为了达到企图达到的目的，他开动了想象的机器：享誉政坛的参议员和他的漂亮妻子生了个丑八怪儿子博埃；博埃被囚禁在林孔纳达“天堂”与世隔绝；翁贝托和参议员的妻子在巫婆佩塔的房里幽会，占有了她；他在林孔纳达取代了堂赫罗尼莫执掌大权，等等，都是他出于对堂赫罗尼莫的嫉妒和仇恨，为了报复他、使其名誉扫地而想象出来的。这样，他既打击、报复了他的对头，也使他赢得了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重要地位。
    在叙述形式上，作品大量运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充分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一切：各种心绪、感情，复杂的心理活动，理性的或非理性的潜在意识，自觉的或下意识的自我披露等。翁贝托的话几乎全是他的独白和意识流，许多的话是对无形的贝尼塔嬷嬷诉说的。往往整段、整章都是他的内心独白。此外，小说还采用了时空的颠倒、叙述的跳跃、电影蒙太奇、回忆与现实交叉、交替使用三个人称等手法。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小说的实验性。小说几乎采用了现代派小说惯用的所有技巧，运用得娴熟而流畅。正如多诺索说的：“不是我写这种小说，而是这部小说在写我……我设计了四十个方案，看我最多能创造出多少不同的方案……”评论家则说：“在多诺索这部小说中，一切秩序都被打乱了……”

责任编辑：张雨楠